若要问现代社会是否还有真实的励志故事，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生涯就是！作为一个在二战中阵亡士兵的遗腹子，施罗德是来自于德国最底层的贫困家庭，在他一路攀向德国政治顶峰的自我奋斗中，其付出的艰辛与代价自然不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子孙们能以同理心相解的。施罗德也是性情中人，一路走来，居然还能保有足以令人惊叹的我行我素。所以，他向来不惮也不避现代媒体社会中的风刀霜剑与笔矢舌毒。
刚刚赢得1998年大选的施罗德（左）与他日后的副总理兼外长费舍尔
最有名的例子是施罗德与他的总理座驾：以往德国总理的专车无非是奔驰、宝马，而施罗德上任之前曾经是大众集团总部所在的下萨克森州（德语：Niedersachsen）的州长。因为下萨克森州政府一直是大众集团（Volkeswagen，简称：VW）的大股东，作为代表大股东的下萨克森州州长，施罗德以他的本职——用拉丁文来说：ex officio——就是大众集团的监事，对于大众旗下的各色车款有着天然的偏爱。所以在他就任总理之后，就把自己的座驾改成了奥迪的Audi A8 L 4.2 Quattro，毕竟选择“有限”，他总不能选用同属大众集团的兰博基尼（Lamborghini）或宾利（Bentley）吧？更何况，那时保时捷（Porsche）还没并入大众呢！奥迪当年是由四家车企合并而来，所以采用了四环标志。但在老百姓看来，这四环标志实在是太应衬了就任总理之前不久刚刚结了第四次婚的施罗德。
作为德国总理座驾的Audi A8 L 4.2 Quattro
即便是在施罗德离任以后，其一举一动依然能够吸引广泛关注。前些年，他的第四次婚变以及随后不久与一位韩国女士的成婚也是被大小报章百般揶揄，无非是在“奥迪四环”之后又祭起了“奥运五环”。施罗德的第五任夫人金素妍（Soyeon Schröder-Kim）是常年供职于德国最大的联邦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德语：Nordrhein-Westfalen；简称：NRW/北威州）政府下属的经济促进部门，负责拓展北威州与韩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施罗德访问韩国时，与为之翻译并陪同的金女士相识、订交。在现代社会，连对普通人都难以用“从一而终”来做道德评判，施罗德大大方方地循序、依法娶到韩国娇妻，比起那些道貌岸然之下污浊不堪的伪道学们，施罗德可谓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施罗德与他的韩国夫人在婚礼庆典上
如今，施罗德已经离任将近18年了，却还继续能有耸动视听的媒体效应，尽管时常只是事出无奈。尤其是一年多以来的俄乌冲突，更是使他不断地被迫成为话题，因为被视为与俄方首要有过/有着密切关系，或被谩骂攻击、讽刺挖苦，或被强逼表态、检讨过关。不但是昔日的政敌们闻风而动、恶语相向，还有不少昔日同党和同僚也急煞慌忙地割袍断义、划清界限。甚而至于，施罗德被剥夺了如同其他前总理一样在联邦议院拥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的待遇。尽管众人推，施罗德且自巍然不倒、怡然自洽。
依照惯例，前总理施罗德有权在联邦议院拥有一间办公室
前些天，北威州经济部证实，其属下的经济促进机构“北威州国际商务署（NRW.Global Business）”无时限地立即解除了与施罗德夫人Schröder-Kim女士的雇佣关系。以德国明显袒护雇员的劳动法而言，其最严峻的“杀器”莫过于无时限立即解约（德语：fristlose Kündigung），一般只适用于雇员的严重过错，劳动法庭是否予以确认生效的法律门槛也很高。耐人寻味的是，北威州经济部还在一项声明中说，“此前，北威州国际商务署曾多次向Schröder-Kim女士指出，应保持克制，避免在公开场合就政治敏感话题发表意见，特别是有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但是声明中并没有提及Schröder-Kim女士有没有、到底发表了什么言论？而德国媒体在各自报道中，均直指施罗德夫妇在5月9日参加了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举办的纪念战胜纳粹德国78周年胜利日招待会，难道连这都可以直接曲解为“声援”当下的“特别军事行动”？！原来，在西方不但也可以因言获罪，即便没有言论，在现在依鼓噪而设定的“非常时期”，更是可以因“宴”获罪！
出现在公众场合中的施罗德夫妇
其实，围绕着战胜纳粹德国胜利的纪念日本身，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一意见分歧甚至预示着反法西斯同盟诸大国之间不久之后的反目成仇。1945年5月，纳粹德国的彻底失败已成定局，苏军已经进占包括柏林在内的整个东部，英美盟军在开进途中势如破竹。一时之间，军事之外的各种考量和算计开始浮上台面，既有取实地、谋实利，又有图面子、占先机。利用德军对苏军更为敌视和惧怕的心理，英美的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Headquarters，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SHAEF）安排乞降的纳粹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大将（有关他的墓地，见前文《新天鹅堡背后的“权钱交易”》）来到SHAEF当时的驻节之地法国兰斯（Reims）。当然既不是参观那里的名胜古迹，也不是为了在香槟省（Champagne）的首府品味当地有名的特产——香槟，而是在1945年5月6日夜间到7日凌晨由约德尔大将签订降书。日后，不少英、美人士就是据此认为德军是向他们投降的，俨然要独享专属盎格鲁—萨克森的胜利。
约德尔大将在兰斯面向英美盟军签署投降书
对于SHAEF此般饱含自私渔利、充满歧视排斥的操作，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站在胜利之路终端的苏联方面眼见着最后那一顶胜利桂冠被染指，当然是怒不可遏。经过了密集的外交斡旋，英、美方面尚不愿意为了受降的荣誉而就此引发全面危机，于是达成妥协，将在兰斯举行的受降仪式当作“草签”，正式的确认和接受需要由苏军代表领衔、会同美、英、法盟军的代表在德国首都柏林来完成。由于纳粹残余的垂死挣扎，攻克柏林之后，方圆百里都是残砖剩瓦。虽然苏军总部驻扎在柏林郊外的原德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但在那里，也只有原德军工程兵学院的礼堂尚能满足举行仪式的需求。
柏林—卡尔斯霍斯特，德军投降仪式纪念馆
1945年5月8日夜，身为约德尔大将顶头上司的纳粹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元帅（Wilhelm Keitel）被带到了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英国空军元帅阿瑟·特德（Arthur Tedder）、美国战略航空兵司令而军衔仍为陆军上将的卡尔·斯巴兹（Carl Spaatz）、法国陆军上将拉特尔·德·塔西尼（Lattre de Tassigny）面前。即便在这样的场合，虽然凯特尔元帅仍然有些夸张地试图维持军人仪表。但在德军系统内，由于他一味奉承小胡子而被在姓名之前加上法语中的阴性定冠词，取了个诨名叫作la Keitel，取意是发音相近的法语词Lakai（奴才、跟班）。面对这样一位虚有其表者，沐浴着胜利光辉的朱可夫元帅根本不会正眼打量他。等到仪式完成，莫斯科时间已经是5月9日破晓，所以苏联与俄罗斯诸国的胜利纪念日是要晚一天——不但是圣诞节不一样，连胜利日也不一样，西欧与苏、俄之间的鸿沟可见一斑。
朱可夫元帅（右）与特德空军元帅（左）分别在德军的投降书上签字见证
各主要盟国围绕着受降虽然争议不断，但他们仍然可以在某些议题上取得惊人的一致。比如，在日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都被毫无悬念地判处绞刑，因为他们主导过也由此要代表纳粹战争机器的统帅机关而受过。对于盟国方面的争论，战后新生的德国是没有资格置喙的，更何况免于葬身在战火中的德国主流社会虽然诚心接受战败投降的命运，但对于1945年5月8日这一天难免有些凄凄惶惶。对于自己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的确很难有国民可以做到“无条件”地拥护。直到1985年5月8日，当时西德的联邦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见前文：《姓“冯”的德国人》）在联邦议院的四十周年纪念演说中第一次郑重地指出：“对于今天我们所有人而言，随着一天又一天也愈加明确的是：5月8日是获得解放之日。（德语原文：Und
dennoch wurde von Tag zu Tag klarer, was es heute für uns alle gemeinsam zu
sagen gilt: Der 8. Mai war ein Tag der Befreiung.）”冯·魏茨泽克总统这份演说的格调、行文和高远立义赢得的国内外的广泛赞颂，他至今仍是德国最受人尊敬的联邦总统。
联邦总统冯·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的纪念演说
相比于德国宪法（基本法）为联邦总统（德语：Bundespräsident）设定的高居云端的仪式性角色，联邦总理（德语：Bundeskanzler）拥有最大的政治权力。统御四方的威风八面之余，其实更多的是责任带来的“压力山大”，这就注定了励精图治的联邦总理就不可能安于“太平天子”、甘为“好好先生”的角色。现在回过头来看，施罗德的任期（1998—2005年）正好夹在联邦德国历史上执政时期最长的两位联邦总理之间——是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这两位总理的在位时间都超过了16年，分别是5870和5860天。默克尔只比科尔少了十天，这十天的差别纯粹是出于敬意。能够在潮起潮落的政治风浪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如此之久，除了这两位都是精于党争的权谋大师之外，他们在内政上都是采取了尽量不触动各色利益集团的因循苟且之道（见前文《默克尔与科尔的异与同》）。
新老两任联邦总理：施罗德与默克尔交接权力时的合影
相比于前后两任，施罗德表现出更大的责任心与政治勇气。针对社会福利体系沉疴痼疾、积重难返，施罗德在自己第二任期之初的2003年3月14日提出了名为“Agenda
2010”的十五点改革纲领，每一条都是对于福利制度的实质性修正，毫不逃避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福利削减的断然措施。而且施罗德确信，只有一个左翼政党才能勉强主导会波及左翼选民阶层的福利制度改革。他充分认识到，这些一时间“不得人心”的改革更多地会触动到自身社会民主党（德语：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SPD）传统上偏左翼的选民群体，但是施罗德难能可贵地强调：“国家利益先于党派利益”，纵然选票流失导致败选也在所不惜。正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前景所计，施罗德恰恰是做了右翼保守的党派在台上敢想不敢做、在台下看热闹不看门道的那些事。
任州长时意气风发的施罗德
正因为施罗德在2003年就力行了未雨绸缪的改革，才使得德国在2008年爆发的危机中坚如磐石。历史的讽刺在于，吃水人常常怨恨挖井人，临井赚吆喝的早已不是当年的辛苦掘井者。施罗德的改革让后继的默克尔可以在内政方面安然吃老本，直到2021年甩手卸任。不可否认，长期在位的优势使得默克尔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声誉，她直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勇气值得称道。而施罗德的执政虽然只有7年，但在对外政策上也敢于旗帜鲜明。同样是在2003年，他与当时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联手抵制美、英及其仆从入侵伊拉克，这在西方阵营中是破天荒的事件。为此，施罗德也深受德国政坛与社会上亲美势力的忌恨，如今借着俄乌冲突的各种高调，内里其实又有多少衔恨、泄愤来报复的怨毒？
希拉克总统与施罗德总理在爱丽舍宫门前台阶上
施罗德今日所受的政治压力和挟嫌报复并不完全只来自于右翼，比如决策解雇施罗德夫人金素妍（Soyeon Schröder-Kim）女士的北威州经济部主官就是绿党人士。现代媒体之下，知识传递和信息传播中的碎片化造就了西方社会中大批浅薄、狂躁的参政从业者，只道乌托邦，不顾现实、不问缘由，用刻舟求剑的偏执、以缘木求鱼的盲目、行与虎谋皮的天真。他们都算不上合格的政治活动家，因为他们总是以活动中的“多动”来掩盖“口号”背后空洞的政治内容。殊不知，短、平、快只有在排球比赛中才是行之有效的战术。也正是这样“晃荡不能立足”的作风和故作气盛背后的心虚，使得他们更是专注于站队、表态、党同伐异。反而是施罗德变现得始终淡定，不为所动。反观站在他对立面声嘶力竭的围猎者们，不妨送他们一句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名作《异端的权利（The Right to Heresy：Castellio Against
Calvin）》中的一句话：“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
年轻时的施罗德（左），德国前总理、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勃兰特（中），德国作家、199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右）
放眼四顾近几十年的西方政坛的各色顶尖领导人，施罗德是少有的有勇气、有胆识、无私无畏的公忠体国者，且待日后的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