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良心，真的不是“标题党”！在1966年到1969年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的简称：西德）总理的是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基辛格”就是当时新华社使用的正式译名。那个时候，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还只是在很小众的专业领域里崭露头角的国际关系专家，他还在为共和党政客纳尔逊·洛克菲勒担当顾问，离开权力核心尚为遥远（见前文；《问汝平生功业，德国美国中国——基辛格百年华诞有感》）。两位“基辛格”，一位是“Kiesinger”，另一位是“Kissinger”，差别只在姓氏第三个字母的“e”和“s”，根本无从反映在中文音译上。
在1966年到1969年间担任西德总理的库尔特·乔治·基辛格
两位“基辛格”都是出生在德国南部，但一个是在符腾堡，另一个是在巴伐利亚。或许，他们的姓氏起源都与地处巴伐利亚北部的一个疗养地巴德基辛根（Bad Kissingen）有关，但具体已经无从考。两位“基辛格”之间并无亲缘关系，做到西德总理的基辛格比日后飘洋过海做到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年长19岁。一位因为是犹太裔，所以十五岁才及“束发”就要背井离乡去逃亡；而另一位在纳粹统治时期能够在外交部中任职，属血统纯正的所谓“雅利安”人无疑。也正是由于一直在德国的这一位“基辛格”的这段经历，1968年11月7日，在当时西德保守派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e Demokratische Union，简称：CDU）的党代会上，一位女士假借献花，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着时任西德总理和基民盟主席的库尔特·乔治·基辛格狠狠扇过去一个耳光。伴随着一声脆响的是这位女士的厉声谴责：“纳粹！（德语：Nazi！）”
在党代会上被猝不及防打了耳光的西德总理基辛格
1949年建国的西德，承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百废待新。一手造成如此破败局面的纳粹势力要面临盟军占领当局的清算，而具体到每个纳粹党人，他们也要面对道德、名誉上的彻底破产。另一方面，纳粹能够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段里横行无忌，势必有广泛的统治基础，单单是曾经加入过纳粹党的党徒就多达数百万之众。虽然战后执行了被称为“非纳粹化（德语：Entnazifizierung）”的甄别、惩戒程序，但确实无法将所有带有历史污点的人都完全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多年以后回顾，“非纳粹化”的成效或许有差强人意之处，毕竟是无法完全脱离时代与现实条件的限制。
西德的前三任联邦总理，左：阿登纳（1949—1963年执政）、中：基辛格（1966—1969年执政）、艾哈德（1963—1966年执政）
而第三任联邦总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偏偏就有曾经加入过纳粹党的人生瑕疵，虽然他试图洗白，曰：当时他所在的教会青年联盟倡议其成员加入纳粹党，“以便从中施加影响”。但这样的说辞苍白无力，恐怕只是此公作为法律人的习惯性、下意识的狡辩思维吧！以他在法律系学成、通过德国传统的两级“国家司法考试（德语：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之后，能够被当时的纳粹外交部录用为高级文官，并逐步升职到广播局副局长，参与负责对外宣传，他绝对是纳粹统治的追随者、受益者。即便是没有参与任何直接危及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暴行，即便在“非纳粹化”审查中顺利过关，但是在纳粹倒台仅仅21年之后，就由他这样一位前纳粹党人出任联邦总理，并同时担任保守派大党基民盟（CDU）的主席，这对于不少西德国民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直到2021年的8位基民盟历任主席，其中有5人担任过联邦总理，总的执政时期长达五十多年
在历任西德联邦总理的名单中，库尔特·乔治·基辛格是参加过纳粹党的唯一一位。从1949年建国起直到他1966年就任联邦总理，在德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层面上的都是政治操守无可挑剔的人物。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旗帜鲜明反对纳粹，虽然没有真正介入反对小胡子的政变企图，但也受牵连而被捕入狱（见前文：《新生国家的垂暮总理》）。接替阿登纳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教授在“第三帝国”时代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逍遥派”，即便如此也是需要明确的价值观和充分的个人勇气。而库尔特·乔治·基辛格之后一任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则是积极投身于反纳粹活动的志士，十七岁就被迫流亡海外（见前文：《总理跪下去，国家站起来》）。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是最后一位在纳粹时期成年的联邦总理，而他只是应征入伍的底层军官（见前文：《狗嘴里吐象牙的德国总理》）。至于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他在战争结束时还只是一介少年。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是1944年出生的遗腹子，而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更是第一位在战后出生的联邦总理。
从1949年到2021年间8位联邦总理的群像
贵为当朝总理和第一大党主席的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因为曾经的纳粹党籍而被当众掌掴，这在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于自身那段充满罪恶、令时人和后代引以为耻的历史是有着如何复杂的心态。打在基辛格总理脸上的那一巴掌虽然不见得承载着全社会的共识，却足够明显地折射出围绕着反思的激烈交锋。这一声巴掌落下的脆响，对于他个人是针对性的羞辱，对于全民族则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而且，德国社会内部的自我反省一直在持续进行中，比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西德政坛要人的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费尔宾格（Hans Filbinger）被追查出，在二战的最后阶段，身为军事法官的他还坚持处决逃兵，由此而起的持续谴责声浪迫使他不得不辞职。由此可见，当德意志民族抛却了狂热、又回归到理性思辨之后，这种敢于自我否定与扬弃的追索精神是令人叹服的。
公众场合中风度翩翩的基辛格总理
无论如何，德国对于战争责任的清算和反思在各战败国之中，是最有诚意和付诸切实努力的。相比之下，西德是在1966年才有一个至多算得上“小喽啰”的前纳粹党员出任政府首脑。而反观日本，早在1960年，那时当上首相的赫然是东条英机内阁中的军需大臣、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值得一提的是，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后来也担任过首相，而岸信介的外孙正是两任首相、一朝“仆街”的安倍晋三！有可能就是普通纳粹党员和甲级战犯之间的“代差”，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只是被掌掴，而岸信介——尽管不是为了清算他的战争罪行——则遭遇过行刺，真的是被一刀捅入臀部！也是，对于岸信介而言，打脸估计是毫无作用的。
岸信介（当中被抬者）刚刚遇刺的场面
虽然库尔特·乔治·基辛格的执政期只有短短三年，这样的政治人物一般只具有“过渡”的作用，但这三年在西德历史上确实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三年。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是保守派的联盟党与代表工商界、自由职业者的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的体系，最有历史传统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却连选连败，一副“万年在野党”的扶不起态势。然而阿登纳总理在退位前就以其老谋深算的远见看出，联盟党内基于民意测验值而迫使他接受的接班人艾哈德教授虽然是优秀的宏观经济大师，却不具备全面理政的杀伐决断和圆滑手腕。所以，即便是民意的众望所归把艾哈德教授“抬”上了总理宝座，短短三年之后，而且是在艾哈德教授自己出马赢得了大选的仅仅一年之后，中、右执政联盟就面临崩溃。作为补救，联盟党推出了库尔特·乔治·基辛格来收拾残局，并且与在野的社民党组成议会中最大两股政治势力合流的所谓“大联合政府”（德语：Große Koalition）。
“大联合政府”别开生面的开局：在总理府草坪上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
直到几十年后，德国政坛上的共识仍然是，1966年到1969年的政府内阁和议会党团高层中荟萃了德国最有能力、最有魅力和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堪称失不再来的一时之选。大联合政府的成立，一方面使得联盟党阵营保住了总理宝座不旁落，另一方面使得社民党在阔别中央政权三十多年后由野入朝，终于有机会展现出了如同一部尼采著作的书名般的“权力意志（德语：Der Wille zur Macht）”。大联合政府成功笼络了居于政坛左翼的力量，这一无形中的整合也使西德的社会体系和权力根基更为牢固。在进入风雨飘摇的七十年代之前，“大联合政府”的这三年可谓是最好的过渡与准备。紧随其后的是两任社民党总理——勃兰特与施密特——对外试图缓和、对内渐进改革的继往开来，从而使西德社会不囿于党派对立，反而是得益于政坛上左、右两股势力的竞争与轮替。有意思的是，从基辛格经勃兰特到施密特，三位联邦总理在位的时间总计是16年，恰好差不多是科尔和默克尔两位总理各自的任期，这样的稳定程度在西方各国都是少见的——莫非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经久耐用的名声吗？
西德的第三、四、五任联邦总理，左：勃兰特（1969—1974年执政）、中：施密特（1974—1982年执政）、右：基辛格（1966—1969年执政）
多少年之后，当年左、中、右各色参与者、亲历者都已经纷纷谢世。现代人对于“基辛格”这个名字的自动关联几乎都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而不会是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然而在当下，当曾为德国总理的那位基辛格还被提起时，多半居然是与中国相关。那是因为1969年，在多特蒙德（足球迷们肯定知道的一个德国城市）的一次基民盟竞选集会上，谋求连任的联邦总理基辛格在他的演说中穿插了令听众们不明所以然的一句：“我只说：中国！中国！中国！（德语：Ich sage nur：China！China！China！）”真的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当时，基辛格总理也没有给予进一步阐述说明，没人能够体会他的用意，或警告、或预言、或神算、或瞎蒙？如今更是无从诠释。在当下国际关系风雨诡谲、暗礁四伏、妖异翩跹、魔幻现实的怪诞中，这么无头无脑、神神叨叨的一句反而是暗合了很多人莫衷一是的心理。于中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欧美人士“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何尝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惴惴不安呢？
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在议会辩论中
原来，“Kiesinger”与“Kissinger”两位“基辛格”，除了德语是母语之外，他们俩最大的共同点似乎就是中国了呀！“Kiesinger”在1969年的那三声呼唤和“Kissinger”在1971年的秘密访华都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Kiesinger”早就作古，而“Kissinger”刚刚庆祝百岁大寿。事关中国，一个是让人不知所云，另一个却好似空谷传音。在两位截然不同的“基辛格”身上，居然就别样而有致地凝结了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好奇、戒惧、惶惑……凡此种种，何以应对？是效法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还是一味强调“理解万岁”？很难说有真理，有两可也必然难逃依违，不如还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般地不断尝试与微调。无论如何，又想起了以前学校里老师们爱教导的一句话：“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大到大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这仍然不会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