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德语：Rhein；瑞士德语：Rhy；法语：Rhin；荷兰语：Rijn；英语：Rhine）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发源，大体上蜿蜒着由南向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德国和法国，最终在荷兰汇入北海，全长一千两百多公里。加上一路流淌中纳入的涓涓支流，莱茵河水系及其流域成为中欧最为重要的水路。
莱茵河水系及其流域
毫不夸张地讲，当年文明在中欧传播的主动脉就是莱茵河。说起莱茵河上、中、下游的划分，在两千年后仍然隐隐可见罗马人的手笔。整个莱茵河干流沿线第一和第二古老的城市分别是：德国西南部城市、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州的首府美因茨（Mainz）和科隆（Köln）。当年罗马人就是顺莱茵河而下，渐次进行扩张，并先后建立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军镇。依照由此确立的传统，从源头直到美因茨为上游；美因茨和科隆之间的中游，尤其是莱茵河谷那一段被公认为最为优美；一过科隆，便是“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下游了。
卡通版的莱茵河谷示意图，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川流不息的莱茵河水见证了几千年来的你来我往、此兴彼落。虽然莱茵河在历史上并没有如黄河般多次改道，但从社会变迁、统治更迭的角度来看，莱茵河又何尝不是惯看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比如莱茵河上游一段构成了如今的德法边界，而法国历代国王无不幻梦着要把国境推进到以莱茵河作为天然屏障，为此持续霸凌了处于散乱中的德意志民族好几百年。这段荼毒的惨痛被深深刻入德意志民族记忆——“莱茵河守望（德语：Wacht am Rhein）”（见前文：《射手节、科隆大教堂和莱茵河守望》）。而从十九世纪起，法国又被崛起、统一后的德国反复蹂躏了近百年之后，冤冤相报才终得了。
莱茵河谷入口处山坡上的普法战争胜利纪念碑，“莱茵河守望”
贯穿了强力与对抗的历史也自然会留下不一样的人文印记，不同于世界上众多重要河流被受哺育的民众尊为“母亲河”，莱茵河则是充满敬畏地被称为“父亲河”（德语：Vater Rhein）。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千百年来流连、栖息在莱茵河流域的各色日耳曼/德意志人，他们时常要面对异族和外来政权的长驱直入，对于坚强后盾和宽厚臂膀的渴望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不同于其他语言中的祖国很多都是“母国（比如英语：motherland）”，而在世代对立的法兰西与德意志的语言传统之中，偏偏高度一致的都是“父国（德语：Vaterland；法语：patrie）”
十九世纪德国画家Moritz von Schwind的油画“莱茵父亲河（Vater Rhein）”
其实，莱茵河司空见惯的敌对与矛盾也并非都得像德法之间的那样事关生存与灭亡，更何况在矛盾之中还要区分个“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呢！在莱茵河下游最大的两座德国城市科隆（Köln）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之间，就滋生和绵延了好几百年的“欢喜仇怨”。之所以“才几百年”，毕竟是杜塞尔多夫建城历史没有科隆那么久远。
在罗马时代，科隆（当时被罗马人叫作Colonia Agrippina）已经颇具规模
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即便是在交通没有那么方便的古代，也尽可以“一苇杭之”、轻舟以浮。这两个论门第，诚高下悬殊；看发展，实短长各异的近邻，在经过了几百年之后，那些在外人看来诞谩不经的争执，于两个城市而言却势同针尖麦芒、水火不容。而在所有令外人不知所以然的刻薄、恶毒、攻讦、毁誉背后，其实是少不了年复一年的俏皮和简直是互为周瑜、黄盖式的无形默契——好独特的“相爱、相杀”的双城记。
漫画中手执科隆（左）和杜塞尔多夫（右）市徽的决斗武士
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两地的居民都言之凿凿地相信，自从杜塞尔多夫在1288年正式建城起，就与科隆处于对立状态，毕竟它的生成就是战场对抗的产物。当时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真的就是莱茵河一条细小支流杜塞（Düssel）河口的一、两千口人集居的小村（Dorf），而统辖莱茵河中下游沿岸大片地区的领主是科隆大主教，他派兵镇压不甘受压迫的杜塞河边的村民们。于是在1288年6月5日在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的沃林根之战（德语：Schlacht von Worringen）中，科隆大主教的军队被乡民们以少胜多地击败。既胜之后，村民们从此脱离科隆大主教的统辖，就以自己是“某河边某村”来作为新生城市的大名了——倘若参照这个命名法，我的故乡上海莫非就是“黄浦村”了呀！
油画中的的沃林根之战（1288年6月5日）
这个说法流传之广，无非是因为营垒分明、输赢清楚，最适合佐证两城之间“与生俱来”的旧仇。其实勤勤恳恳的历史学家常常是最“可恨”的，他们总是不免要往那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清汤里撒上几颗名为“真相”的“老鼠屎”。据考证，沃林根之战的真实背景是以科隆大主教（Siegfried von Westerburg）为一方与一位公爵（Herzog Johann I. von Brabant）联合邻近一位伯爵（Graf Adolf von Berg）为另一方，就另一块领地的继承、归属发生争斗，而苦于大主教日甚一日压榨的科隆市民是站在公爵、伯爵一方参战。战场上一时胶着，直到下午，数百名杜塞河边村民作为生力军赶到，这才压垮了大主教的仆从。胜利后的杜塞少年们在战场上翻飞起了“拿大顶”以示庆祝，这一招牌动作至今仍是在杜塞尔多夫街头到处可见的城市标志。
杜塞尔多夫老城中啤酒街上的“拿大顶”雕像
所以，虽然杜塞尔多夫因此战而摆脱科隆大主教的统治，并在两个月之后的1288年8月14日获得了“建城权”，但从村民升格为市民的杜塞尔多夫人却又是与科隆市民同一条阵线的。冤似有头，债亦有主，实在不见得是因为此战而结下什么连莱茵河都冲刷不干净的冤仇。
只不过，自此经年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宿怨的确是围绕着莱茵河。因为科隆是整个地区最大的城市，其领主科隆大主教位列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见前文《“裤裆大街”上的选帝侯》），科隆享有被称为“Stapelrecht”的通商特权。字面意思是在科隆的莱茵河岸设立货物“堆场”，实际上是有权对所有流经和进出的货物实行分装和课税，就此掌握了方圆几百公里之内由水路通北海的生命线，周边一众小城只能处于仰科隆鼻息却无力反制的境地。
油画：17世纪的科隆市容，科隆大教堂还只是一座烂尾工程
在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并立为两大权力基础的中世纪欧洲（见前文《西洋“经”中的阴阳之道》），而科隆以及周边大片同属主教领地的区域恰巧又是处于政教合一的管治之下，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势力在整个德语区西部都是无与争锋的。科隆辗转“寻访”到圣经故事中在耶稣诞生后由东方来朝觐的“三圣”之遗骸，从1164年起设坛供奉。对于虔诚的教徒而言，这样的圣者“遗骸”就是如同“舍利子”一样的存在。更何况科隆大主教身为红衣大主教，籍借“朝中有人好办事”的便利，让教皇敕令信众们要在一生中务必去科隆朝拜。尽管“遗骸”的真实纪年经不起现代“同位素”技术的检验，但世上的悬案常常是在有手段而已无必要时才得揭晓——世人的反应只会是一声，“Nanu（德语中的语气词，好似：那又怎么样）？！”
美轮美奂的科隆大教堂正门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隆依托天主教而坐大，也是从“宗教改革”开始注定要经受冲击。而且，历任科隆大主教几乎都站队在罗马教廷一边，对于新生的新教势力极为排斥。不少工商业者不得不因此而出走，其中不少人就落户在四十公里以外、但已经在科隆大主教指爪之外的杜塞尔多夫，由此得以助力杜塞尔多夫在十七世纪末迎来它史上的第一段高光时刻。
来自南部普法尔茨的选帝侯约翰•威廉二世（Johann Wilhelm II.，人称Jan
Wellem），他因为原来在海德堡的王宫被法国军队付之一炬（废墟是如今海德堡的主要景观之一）而移驻杜塞尔多夫，在此迎娶了美第奇（Medici）家族的Anna Maria为妻，嫁妆是在当时如同天文数字的四十万帝国“塔勒”。杜塞尔多夫的第一批大规模基建就是以这笔嫁妆起步的，虽然吃的是“软饭”里的“剩饭”，但不是“抢”也不算“骗”，还沾亲带故到美第奇（Medici）家族，杜塞尔多夫市民反而引以为傲。
油画：17世纪的杜塞尔多夫市容
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从高下悬殊到渐渐接近，乃至于分庭抗礼、互不买账，一个标杆性的人物是欧洲历史上堪称千古一帝的拿破仑。有意思的是，拿破仑是在1811年11月3日莅临杜塞尔多夫后逗留几日之后才转往科隆。拿破仑在那里对科隆人抱怨道：“去杜塞尔多夫，到那里学学是怎样接待皇帝的。”
正是拿破仑的“铁扫帚”把德语区形同“百衲布”一般七零八落的大小贵族们扫的扫、扔得扔、并的并，结果是把几百个贵族领地整合成了三、四十家诸侯，事实上是为几十年后的德国统一做了前期铺垫。而像科隆大主教一类政教合一的领主是被处置得最严厉的，他们都被剥夺了世俗权力和没收了大部分财产后圈入了教堂。
油画：拿破仑1811年11月3日莅临杜塞尔多夫的场面
于是，在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的前夜，被剥夺了宗教与通商特权的科隆和平民城市杜塞尔多夫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随着德国工业赖以起家的煤炭与钢铁工业在鲁尔区蓬勃兴起，成就了一批新兴行业、企业和财富新贵们。在那个以烟囱林立作为工业化大生产标志的年代，工业区内的环境和生活质量可想而知。杜塞尔多夫得益于相距鲁尔区仅有十余公里的一箭之遥，那些企业家和经理人纷纷在此安家、设立总部。杜塞尔多夫虽然在地理上并不属于鲁尔区，一时间却俨然成为了“鲁尔区的办公桌”（见前文《资本与纳粹的“约会”》）。
杜塞尔多夫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简称：Kö），是欧洲有名的名店街
而在维也纳和会上获得了莱茵地区的普鲁士王国考虑再三之后，没有把省会设在本地区最大的城市科隆，而是选择了杜塞尔多夫，这是杜塞尔多夫的政治地位超越科隆的发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把整个英战区的总部也安扎在杜塞尔多夫。待到英国占领当局将普鲁士的莱茵省（Rheinprovinz）和威斯特法伦省（Provinz Westfalen）连带一个侯爵领地利珀（Fürstentum
Lippe）组合成新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n―Westefalen），便顺理成章地把首府的地位留在了杜塞尔多夫。
所以，好事者兼有心者几经查考的结果就是，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的真正的互相“敌视”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无非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争夺、博弈的结果。好在，科隆每每心有不甘的话，总是马上就能找到安慰：“我们还有大教堂（源自拉丁语的德语词：Dom）啊！”
莱茵河畔科隆市中心高耸入云的哥特式科隆大教堂
时至今日，两个城市之间颇有戏谑的“敌意”更多地则是反映在文化、运动和风俗上，最为日常和显著的莫过于“科隆啤酒（Kölsch）”（德语发音：[kœlʃ]）与“杜塞尔多夫老啤（Altbier）”之争。一种是入口甘甜、清冽，另一种是再发酵的黑啤，所以“老”而略苦，虽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也搅动了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热门话题。能让为了啤酒而争得面红耳赤的科隆人与杜塞尔多夫人罕见地团结在一起的只能是一个巴伐利亚笑话了：“一个科隆人、杜塞尔多夫人和一个巴伐利亚人一道来到一家酒吧。科隆人点了杯‘科隆啤酒’，杜塞尔多夫人点了杯‘杜塞尔多夫老啤’，巴伐利亚人见状点了一杯可乐。科隆人和杜塞尔多夫人不禁纳闷，巴伐利亚人慢悠悠地解释道，既然你们不喝啤酒，那我也不喝。”如果发生在真实世界中，估计马上就是二打一的局面了。
科隆人夸赞自己的“科隆啤酒”，恶毒嘲笑杜塞尔多夫“老啤”的漫画
在年复一年的互相挖苦与讥讽背后，两城之间的“敌意”更多的则是互相给予灵感的那种互为成就。倘若没有这份既“酸”又“辛”的热辣，单单是这两个城市的狂欢节高潮（见前文《德国狂欢节与法国的不解之缘》）就会落寞、逊色不少。
实在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莱茵河畔相距不过区区四十公里的“双城记”，却能够演绎、延伸出从中世纪、经法国大革命到工业革命的连贯历史。在所有的金戈铁马、锱铢必较、烟巷酒肆的嘈杂满耳的背景音幕中，仿佛能依稀看到某位德意志民族所盛产的哲人，踟蹰独行在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的莱茵河畔，像“子在川上曰”那样感叹着：“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