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很多人在心生钦敬之余不见得能够想象得到，这一标注是英国以1887年8月23日“商事标志法（Merchandise Marks Act）”强加给德国产品的，以示相对于英国本土产品的门第寒微。始作俑者们没有想到的是，经过德国工程师和工匠们的持续努力，“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很快就成为了优质产品的护身符，（见前文：《英国王室Made in Germany》）。而在这段进步飞快的德国工业史上，克虏伯（Krupp）堪称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
十九世纪末期的克虏伯兵工厂和克虏伯的标志
虽然大多数人一听闻“克虏伯”，多半会自动联想到大炮，但克虏伯是从一家小铸钢厂（德语：Kruppsche Gussstahlfabrik）起家的。称之为“厂（Fabrik）”，其实是仅有四（！）名员工的小作坊。真正的发迹是在第二代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时奠定的，克虏伯发明了无缝钢火车轮毂的生产工艺，成为工业革命时代为贯通交通大动脉而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产品。也正是从无缝钢材驾轻就熟地转向炮管、枪械的生产，进而包罗万般武器装备，使得克虏伯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和德国当仁不让的军工大王。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致力于完成统一而矢志崛起，在中欧的四战之地“三战定天下”（普丹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俾斯麦之所以可以借自己的一段演说成为名扬四海和后世的“铁血宰相”，而同一时期的李中堂却只能以“裱糊匠”之名自唾其业，根本差别之一正是以克虏伯为代表的钢铁冶金技术和产能，其为德国的霸业构筑了无以伦比的钢铁基业。在那个把大炮作为“丈量边界的工具”的年代，能够生产优质钢材，从而以此衍生出独步天下的大炮，自然使得克虏伯赢得了惹人爱、遭人恨，但无人敢轻慢的赫赫声名。
刚刚推出车间的克虏伯M1867式11英寸口径重炮，同型曾经装备在中国的海防要塞
即便是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英国，在打出“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的标签以资嘲笑、打压仅仅才过十多年，就被德国无情超越——比如，后世德国工程师根据对于“泰坦尼克号（RMS Titanic）”在撞击冰山后引发船体钢板横向崩裂的分析，他们断言，如果是使用铸造工艺更佳而相对更有韧性的克虏伯钢板，破损就会仅限于撞击受力点，而沉船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论断绝非事后诸葛亮，以德国“公海舰队（德语：Hochseeflotte）”的多艘主力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的惊人战场生存能力，这恰恰是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克虏伯钢材的优越质量。
停泊在基尔军港的德国“公海舰队”第一和第二分舰队及背景中的轻巡洋舰编队，满眼的克虏伯钢铁
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工业王国远非仅仅几十年前的小业主式作坊可比。作为第二代家主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就无法再对所属企业集团实行家族化管理，与工厂比邻而居也不再适合。于是，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几经考虑后选中了所在城市埃森（Essen）南部邻近鲁尔（Ruhr）河/巴尔德奈湖（Baldeneysee）山丘上的一片土地，想在那里营建起馆舍——于公是符合财阀地位和适合社交功用的府邸，于私则是家族的世外桃源。连整体架构的设计也是由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亲笔绘就草图，所聘用的设计师、建筑师其实是按着这画下的“瓢”来造“葫芦”。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画的克虏伯庄园草图
虽然是戏说的“葫芦”与“瓢”，可庄园中主楼的构型偏偏就是与两截而相连的葫芦有不解之缘，其背后的心思就是在安置家人的同时兼顾礼宾和仪式的排场。建成后的克虏伯庄园因为地处山丘，就被取名为“小丘庄园（德语：Villa Hügel）”。想想在德语中连鼹鼠打洞而在地面拱起的小土堆都被称为小丘（德语：Maulwurfshügel），而韩国人更是敢叫“大邱”的，这个“小丘”的取名还真的称不上诗情画意。庄园占地28公顷，主楼的建筑面积达8.100平方米，共有269个厅堂、房间。在建成入住之初的1876年就有66位管家、仆役，到了1902年时更是蹿升至570人。如果算作编制，那是从半个“连”膨胀到整整一个“营”！
克虏伯庄园主楼，正面
从外观上看，主楼建筑并无永世流芳的雄图，而是完美体现了十九世纪末期钟鸣鼎食、富甲天下的德国宅邸对于代表性功能的诸般追求。在常人看来是不可企及，其奢华甚而是超越被贫穷限制的想象，但相比于克虏伯家的财力、物力而言，还是明显可以让人感觉出刻意的低调。其要旨无非是，在严守主家待客的体面之前提下，既要让尊贵的来宾能够感受到隆重，又不能——尤其是在面对国中位高权重之辈时——以轻率的张扬而形同草率地冲撞。诸多因素兼顾平衡之下的结果是，克虏伯庄园的主楼被稍有刻薄却不失贴切地形容为：一座“干巴巴的二等火车站”。
克虏伯庄园主楼，后侧鸟瞰
说它是火车站，已经是莫大的认可。毕竟火车刚开始在德国普及之后，其地位甚至高于今日的高铁，德国绝大多数城市的规划都是以火车站为核心枢纽而次第展开的。由此在德国民众心里和口头的潜移默化中，“火车站（德语：Bahnhof）”就具有了标志性内涵，比如对于盛大排场的比喻就是“大火车站（德语：großer Bahnhof）”。无论其至大敦厚，私家庄园的主楼能够在当时的德国被等同于“火车站”，在揶揄的背后反倒也是某种程度的认可了。至于“干巴巴”，那“火车站”的营建与经营者眼见着要迎来送往什么样的贵客，实在是不得不然。
克虏伯庄园主楼会议厅
虽说“来的都是客”，但能够在“小丘庄园”登堂入室的不是跨国巨头、江洋大“贾”，就是国中的至尊至贵。在庄园自1873年交付使用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带来的巨变，来得最为勤快的贵客莫过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从他在人称“三皇之年”的1888年登基之后（见前文：《“三皇之年”开启的一意孤行》），直到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廉二世先后莅临十一次（！），没有其他一家帝国子民的府第中有过如此殊荣，几乎是每隔一、两年就会再度接驾。1912年克虏伯家族百年大庆时，威廉二世更是携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Prinz Heinrich）、帝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Reichskanzler von Bethmann Hollweg）和海军元帅梯比兹（Großadmiral Tirpitz）亲临致祭。而最大的面子则是莫过于，威廉二世在1906年10月15日专程来参加克虏伯家族第四代传人贝塔·克虏伯（Bertha Krupp）与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暨·哈尔巴赫（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的婚礼。
来访的威廉二世与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
迈入全盛时期的克虏伯家族传人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Friedrich Alfred Krupp，1854–1902）中年早丧，而且没有男性后裔，由他的大女儿贝塔·克虏伯（1886–1957）和夫婿古斯塔夫·冯·波伦·暨·哈尔巴赫（1870–1950）来接掌家族。即便克虏伯家族的大名单单是仗着大炮就够轰轰烈烈了，但还是也不能免俗于对于贵族头衔的推崇，他们连两处不起眼小领地的“冯·（von）”头衔也不愿放弃。到头来还是由威廉二世特事特办地以人称“克虏伯法”（Lex
Krupp）的敕令来钦定，让他们和后代从此可以使用“克虏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作为姓氏（见前文：《姓“冯”的德国人》）。
油画：全盛时期的克虏伯家族第四代全家福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实力遭受了重创，但克虏伯家族依然保全了对于名下企业的全盘掌控，并顺势借力地在德国经济界起到了“影子推手”的关键作用。克虏伯家族几经权衡最终连同大资本、大财团表态支持纳粹掌权（见前文：《资本与纳粹的“约会”》），是为小胡子在1933年1月30日登顶权力征途的关键性转折点。难怪掌权后志得意满的小胡子，在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的面前居然会欠身一躬，表现得甚为恭顺。
来访的希特勒与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
克虏伯家族狗尾续貂后的如此姓氏辅以金元、钢铁的盛壮，完全是高不可及的富贵已极和登峰造极。然而一旦风云变幻、虎落平阳之际，这样的繁文缛节反而是平添了一份笑料和凄沧。在1945年德国投降、被占领后的清算中，克虏伯成为德国军国主义根源的代名词之一，家族的第五代传人阿尔弗雷德也被拘押到纽伦堡受审。看守所中的美国大兵不乏戏谑地问他，“到底是叫你‘冯·波伦（von Bohlen）’先生、‘克虏伯（Krupp）先生还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von Bohlen und Halbach）’先生好呢？”阿尔弗雷德黯然而犹作镇静地答道：“就叫我‘克虏伯’吧，我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坐在这儿的。”
战后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左一）在庄园主楼的正厅，他身侧就是二战后克虏伯集团的灵魂人物贝托尔德·贝茨
经历了战后天翻地覆的第五代掌门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波伦·暨·哈尔巴赫深知时代潮流的“一去不复返”，感念家族运势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他无奈而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全克虏伯企业的令名，克虏伯家族必须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除了将“小丘庄园”向公众开放的象征性举措，他慧眼识人地为克虏伯集团物色了一位引领企业今后穿越险滩、暗礁的掌舵人——他就是二战后克虏伯集团的灵魂人物贝托尔德·贝茨（Berthold Beitz，1913–2013）。贝茨在二战中曾经假借战时经济“不可或缺（德语：unabkömmlich）”的名义保护了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一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情节。而且两人是相识兼无谋而同道的无畏义士，连辛德勒的得力助手、女秘书都是贝茨介绍的。贝茨在接掌克虏伯集团后也表现出了非凡才智和技巧，使得克虏伯重新成为举足轻重的工业巨头。而贝茨在艰难时世中的善举也似有百岁高寿的回报，在他功德圆满的生涯中，他的成就超越了经济界而在外交、社会和体育界建树颇丰、人脉甚广。可以说，他是克虏伯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人”。
右起：贝茨、谢尔（时任西德外长，几年后任联邦总统）、勃兰特（时任西德联邦总理）、勃列日涅夫
回溯克虏伯的历史，其与中国的关联早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非常紧密。李中堂在奏报中曾专门有总结：“后膛装药枪炮最为近时利器……惟德国克鹿卜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驮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陆军炮队专用此种。”从中可见，当时的译名还是“克鹿卜”。
1896年6月28日，73岁的李鸿章专程来到位于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庄园，见到了庄园的主人、克虏伯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庄园中还展出了李鸿章亲笔签名的赠照，题记中却是“赠友人刻萝卜”。对比“克鹿卜”的旧有译名，原来，李中堂还有如此偷偷戏耍、玩笑的俏皮呢——“小丘庄园”的音译岂不就是“刻萝卜”庄园了嘛！信、达毫无缺憾，至于雅不雅？自有爱好哲学思辨的德国人去皓首穷经吧……
李鸿章1896年访问德国时与俾斯麦的合影
克虏伯庄园的“小丘”之上，自然不是静心“刻萝卜”般的田园诗画。几十年间耳闻目睹了多少达官贵人、富豪巨贾，也经历了恃力逞强、一意孤行之后的霸权梦碎。虽然克虏伯的大炮曾是一时间横行天下的利器，然而只是从大炮的炮管中管窥这个世界的惨痛教训，不但是留给了这个少有匹敌的家族，也是深刻印证在今日德意志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更而推而广之、深而化之，中国古训中的“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难道不是告诫今世、后继所有执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等各色权柄的要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