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有句俗语：想要给马头套上辔，那就不能从马尾巴开始——意为万物、凡事必须有一个合理顺序的重要性。而涉及到德国，具体到德意志历史，绝大多数外人首先能联想到的偏偏是那个并非帝国的“第三帝国”（德语：Drittes Reich），其缘由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在1871年到1918年间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却只是位列“第二帝国”，若论它在历史“赛道”上的知名度，多半还得要感激是跟进在“铁血宰相”俾斯麦当先引领而生成的“尾流”中。
德国从1919到1945年的领土变迁，从“第二帝国”的崩溃到“第三帝国”的覆灭
然而，对于理解德意志历史、乃至理解欧洲历史的脉络而言，想要有总体、约略的感知又不失之肤浅的话，务必要了解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有意思的是，以公元962年2月2日奥托一世（Otto I.）在罗马接受加冕为起点的“第一帝国”，在它落地之时的大名却是“神圣罗马帝国（德语：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拉丁语：Sacrum Romanum Imperium）”。虽然是由一众说着各种古德意志方言的日耳曼人所建立，但在所谓“名正言顺”的范畴之中却见不到德意志的元素与标签。而比这个大名更为响亮的似乎是后世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的讥嘲：“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时的“法器”：皇冠、权杖、十字宝球
直到15世纪末，才又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名号之后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的后缀。从此的大名便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德语：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拉丁语：Sacrum
Imperium Romanum Nationis Germaniae）”，直到1806年国体被废除。之所以说是“后缀”，因为大多数脱胎于拉丁语的现代西方语言中有第二格（所有格）的后置，与汉语在语法上有差别而已。这个“后缀”无非是在日益面临欧洲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处境中，以此让一个本是蛮族出身，如今却老大而勉强的“帝国”明确其定位与归属，更像是在宣示宗主权。
十五世纪初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诸侯林立的“百衲布”
既然已经开宗明义，上辔要就着马头而下，就不能先从“德意志民族”这个后缀上来研究什么“马尾巴的功能”。那么，不妨从身为哲人，一生没曾少“蛰”人，而且是专“蛰”权贵的伏尔泰所质疑的神圣？罗马？和帝国？的顺序拾阶而下。话说回来，以伏尔泰所表现出的敌意与蔑视，后人很容易体会到的是，贯穿了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是当时欧洲政治中最主要的互为制衡的力量，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渐渐或锻造、或扭曲了欧洲历史的发展。
中世纪典籍中所描绘的神圣罗马帝国权力架构与等级
比如发生在1214年7月27日的“布汶战役（法语：Bataille de Bouvines）”：由法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ste）率领的法军在布汶以少胜多，击败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Otto IV.）统率的联军，从而制止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扩张。法国就此成为欧洲中央集权模式的中心，而同时形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宣告此路不通，那块政治“百衲布”就此积重难返。如同法国人在布汶的战场上所给予的教训，再“神圣”的帝国，面临实权实力、无论什么样的旌旗，既遮盖不了野心、又粉饰不了无能；面对真刀真枪，无论什么样的甲胄，溅血时无有贵贱，涂地时肝脑无余。
凡尔赛宫中有关布汶战役的油画，向法王腓力·奥古斯都致敬的场面
所以，世界上最不能当真的头衔就是自封的“神圣”。有道是：“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嘛！虽说这张“神圣”的虎皮无非是要宣扬在君权神授的背后，本帝国有着罗马教廷的加持。实质上，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皇帝的君权与教皇所代表的神权之间有着结构性的根本对立（见前文：《西洋“经”中的阴阳之道》）。戏剧性的高潮莫过于皇帝亨利四世（英语：Henry IV.；德语：Heinrich IV.）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屈服的“卡诺莎之行（英语：Road to Canossa；德语：Gang nach Canossa）”（见前文：《撒切尔夫人为何骂“So German”》）。
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城堡的会见
整个帝国国号中最令人摸不着头脑之处就是“罗马”，此骡此马、非驴非马！明明远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主要版图集中在被罗马人塔西佗（Tacitus）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里记述的蛮荒之地。而其自帝王将相、勋贵平民直到贩夫走卒、农樵渔猎，正是当年“民族大迁移”洪流裹挟而来的日耳曼人后裔和各种衍生。他们先是冲垮了货真价实的罗马帝国，继而待查理曼大帝（英语和法语：Charlemagne；德语：Karl der Große；拉丁语：Carolus Magnus）往生之后，在“凡尔登”三分的基础之上夺取了政权。如此“罗马”，完全面目全非。而盘踞在罗马的教皇与教廷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是确立“罗马”国号的最主要推手和实操，岂不耐人寻味？
卡通化的神圣罗马帝国版图
对此，一般通用的解释是，在（西）罗马帝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后，随之的乱局和继起的强人无不令欧洲社会形成共识，希望能有继承罗马帝国法统的稳定政权。早在查理曼大帝即位、加冕时，就以传承罗马的纽带为毕生事业，自然而然地扯虎皮做大旗，以此号令天下。而在欧洲历史上君权与神权之二元背景下，把持“罗马”的旗号才是行之有效的、因欧洲而制宜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正因为加入了神权的因素，此际的“天子”不是肉身凡胎如汉献帝之辈，而是被虚化后高度抽象的法统延续。
罗马帝国首都故地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早已成为废墟
上述的解释当然是“大中至正”式的正确，但又显得高渺飘忽而不可捉摸。尤其是对于千年之后、远隔关山和文化壁垒的学习者而言，更是难于代入并深入。也正是由于文化壁垒，使得一些可资生动的细节流于湮没无闻。毋庸讳言，在中西之间文化壁垒里面，宗教因素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要攀附“罗马帝国”，成为史上诸多大帝国中看似“寄居蟹”一般的存在，恰恰就是由于基督教的先知达尼尔（Prophet Daniel）的“四帝国教义（英语：Four Kingdoms；德语：Vier-Reiche-Lehre）”。
鲁本斯的油画：先知达尼尔
“达尼尔”和“但以理”一样，都是圣经刚刚流传到中国时的旧有习惯译法，这位先知实际上是西方世界中为数千千万万的前名“丹尼尔/Daniel”的先祖。《但以理书》（天主教也译作《达尼尔先知书》）是《圣经·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书之一，其中“达尼尔”/“但以理”预言了人间先后会有四个大帝国，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帝国瓦解之后，《启示录（Apokalypse）》中的末日场景将会降临人间。预言中提到的“砸下的石头”代表基督，“从天降下来审判世界”——是为基督教义中惩恶扬善、带来救赎（英语：salvation；法语：salut；德语：Erlösung）的“末日审判”（英语：Last Judgment；法语：Jugement
dernier；德语：Jüngstes Gericht）。
壁画中的《启示录/若望默示录》
由此可知中外文化一处有趣的各异：法语中逢人打招呼、问候的词就是“Salut！”究其词源其实是在天天盼着上帝的“救赎”并给予解脱。即便在法国大革命带来整个社会深刻的世俗化之后，更兼如今的宗教气氛在西欧愈加淡薄，但是通过“Salut”这样的词无形中依然深入、扎根在人心。对照中国很多地区民间传统见面招呼时的“吃了吗？”完全是切近生活基本需求，没有也无意跳出本世和今世。两厢对照的不同，根本没有任何高下之分，完全是两种文化各自不同的取向，各得其所为安。
德国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d. Ä.）的油画：“罪孽和救赎”
回到“达尼尔”/“但以理”预言：经历了四个国度/帝国和由此带来的末日审判，才可以到达到弥赛亚（Messias）的“永恒国度”。他宣称巴比伦是自己预言的起点，由此在基督教兴起的时代，在长老和教徒中就形成共识，即第二个国度是波斯帝国，第三个国度是希腊，而第四和最后一个国度显然就是尚在四处镇压早期基督徒的罗马帝国。在受迫害并时常奉身以殉的早期基督徒心里，他们认同罗马帝国作为先知预言中的第四帝国，无非是期盼着这个理应最后的帝国尽速走向灭亡，可以加速“末日审判”和他们心目中的“救赎”到来。在康斯坦丁大帝（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将基督教合法化并提升为国教之后，这一切有了微妙的修正。
梵蒂冈博物馆中的壁画：康斯坦丁大帝与十字架在天显灵
基督教在几乎整个欧洲取得国教的地位之后，由在野到在朝，其所带来的不仅是各种特权、傲慢与贪婪，也自然而然地推动了视角和心理的根本转换。出自《圣经》的“达尼尔”/“但以理”预言属于正统教义、“不刊之论”，而巴比伦、波斯、希腊到罗马的序列也无从修正。但是，当权、当道者口口声声宣扬的“末日审判”和“救赎”与普通信众所企盼的并不相同。且不论古时在欧洲居于高位者中善男信女的比例——且看但丁笔下在《神曲（意大利语：Divina
Commedia）》中有多少世俗与教会的权贵们下了地狱和炼狱——“末日审判”的流程之初首先是一种打烂“一切坛坛罐罐”式的浩劫，正因为如此，若论对于“末日审判”和“救赎”的最大热情，尽享今世而拥有最多“坛坛罐罐”的权贵们只不过故作“叶公好龙”之态而已。
油画：但丁与他的《神曲》
登上各种权位的显贵们绝不愿意坐视第四和最后的帝国走向覆灭，从而引发预言中的那一系列连锁反应。然而，历史潮流的冲决涤荡所带来波动从来不会随着这些小算盘拨动的节奏，各种各样的改朝换代照旧不断上演着。而变通之法却是出奇的直白、简单而无赖：既然第四帝国是罗马帝国，那就永远“罗马”下去好了。名号上“万世一系”，哪管它换了什么药、换了什么汤，甚而至于连炖锅都已经砸了又换了好几回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高举“罗马”的大旗是欧洲权贵们的“人寿保险”，这一副“安慰剂”是君权与神权难得的“亲爱精诚”合作典范。反观1806年逼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解散帝国的拿破仑（见前文：《从希特勒的国籍说开去》），莫非拿破仑才是一个大无畏的无神论者嘛！
油画：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会见弗朗茨二世
至于帝国，在整个中世纪，名义上，在西欧一直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是唯一的帝国，其余都是王国、大公国乃至其他侯、伯领地。地理上往东还有延续了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后世的沙皇帝国则自称是继承了东罗马的正统和衣钵。而向西，在近代崛起的大英帝国，其帝号也只是附着在域外的印度之上。
除了名号，在绝大多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的内心深处，他们都是至少想效法查理曼大帝一般能够独断的吧？只是形势不由人，权力结构和内忧外患之下的几番拉锯，神圣罗马帝国只能保持其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松散局面。虽然是暗箱操作、贿赂公行，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居然是被选出来的，并非简单的世袭。尽管是有几个王朝/家族的交替，甚至也有轮流坐庄的动向，但也是妥协、平衡的产物。更有趣的是，直到哈布斯堡家族根深蒂固，这个帝国并没有首都，只是以皇帝在家族领地的所居宫室、甚至皇帝临时的行在来作为一个时期的政治中心。仅举这两个例子，就颇能让人对伏尔泰的“更非帝国”之论心有戚戚焉了。
号称“北方罗马”的德国中部小城戈斯拉尔（Goslar）的皇帝行在（Kaiserpfalz）
虽说“神圣罗马帝国”降生伊始就是三不像，诚然“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各种祸乱、宫斗、战争、灾荒也都面面俱到地深刻经历了，绝对算不上欧洲历史乃至人类社会上“星光灿烂”的时代。但从962年直到1806年，这个符合了“久病延年”的帝国前后撑持了近八百五十年之久，不算亘古久远的神话传奇中的那些不可考与不可靠，“神圣罗马帝国”可谓史上帝国生存年限之最了。正如黑格尔（Hegel）所言的“存在即合理（德语：……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从“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它通体的矛盾和一身的诟病之中，存在着摸索和厘清欧洲历史发展脉络的关键。
十六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
而更能反映底层民众真实心态的，莫过于相传是古代某位乡村神父的宣讲：“伙计，上帝就是爱，他给怀着虔诚之心的所有人都带来解脱。那就是末日审判。而对于你，你那时候就太老了。（Mensch，Gott ist doch Liebe，und Er hat für alle，die wirklich wollen，eine Lösung. Es
heißt doch Jüngstes Gericht. Da bist Du viel zu alt für.）”这难道不是欧式、古时、本世的“上有‘神’策，下有对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