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到几乎不堪承受的时刻，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记录、流传下来。比如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波兰国歌《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波兰语：Mazurek
Dąbrowskiego）》中的“波兰还没有灭亡（英语：Poland has not perished yet.）。”与其借助一部有关丘吉尔的电影《至暗时刻（英语：Darkest Hour）》来形容，毋宁用丘吉尔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以及他的一篇著名演讲的标题：《Their Finest Hour（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丘吉尔1940年6月18日的演说：《Their
Finest Hour（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他们的最为“不堪”之日应该是在1945年5月8日，只是崩溃得至为彻底。因自不量力而导致的一败涂地，使得整个国家形同废墟，连当时在军事、政治上几乎毫无价值的大学城波恩（Bonn）也在大轰炸之后满目疮痍（见前文：《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忆波恩共和国》）。投降后，以德意志之名“戕害人类”的罪行（英语：Crimes against
humanity；德语：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此带来精神领域、道德层面的全面破产，耻辱的重压让很多幸存下来的德国人感到绝望。
二战期间大轰炸之后的波恩市中心
也许是爱好思辨、为人类创造了众多伟大诗歌、音乐作品的德意志民族命不该绝，即便是在如此积重难返的艰难时世，也有得以苟全于乱世的有识之士重新谋划起本民族的“从零开始”。在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授意之下，从1948年9月起直到1949年6月，德国西部地区推选出的总共65位社会贤达（其中包括4名女士）在波恩组成了“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商讨新建国家体系、重续法统权威的大业。后来西德早期最主要的政治人物，如首任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和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见前文：《新生国家的垂暮总理》）等人均是“议会委员会”的核心成员。
西德的开国总统与总理：联邦总理阿登纳（左）、联邦总统豪斯（右）
破败状态下的波恩已经是当时德国西部还算勉强可堪一用的城市了，而能用作会场的只能是当地哥尼希博物馆（Museum Koenig）的大厅。这家博物馆是德国比较知名的自然博物馆，对于参观者、特别是孩子们而言，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那里的各种动物标本。后来，有全程参加了“议会委员会”的议员百感交集地回忆，始终“全神贯注”又“平心静气”地旁听与会者讲述、商讨和辩论的，是那尊被推到大厅一角的高大长颈鹿标本。如今西欧第一大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它的草创之初，是何等咎由自取的窘迫与寒酸呀！可见，“投降”不是难堪日，“复国”才是大问题！
波恩的哥尼希博物馆，“议会委员会”会场及其角落的长颈鹿标本
为了“复国”，“议会委员会”作为制宪会议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宪法，以立纲纪。“议会委员会”的成员们至为清醒地认识到，以美、英、法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阵营，分区占领德国的四大国之间已经势同水火、不可调和。在此背景下，以美、英、法占领区为基础而建国，注定是国家、民族分裂的产物。有鉴于此，“议会委员会”并没有把最终成文、于1949年5月23日颁布的根本大法定名为宪法，而是不同寻常地命名为“基本法（德语：Grundgesetz）”，取其未竟全功之意。
纪念德国“基本法”颁布而发行的特种银币
对于“议会委员会”的成员们而言，无论其政治立场左、中、右，他们之间最大的共识来源于那句自1945年以来内涵最为沉重的德语口号：Nie wieder（nie是“不”，wieder是“再”）！不再有从1933年到1945年那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纳粹暴政；不再有1939年到1945年那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事关“Nie wieder（不再）”的苦苦思索，在回归于正常的德意志理性传统之下，在追思历史教训时，西德的建国先贤们更为关注从1919年到1933年1月30日小胡子上台为止的“魏玛共和国”（见前文：《德意志的高尚与罪恶相距十公里》）。如今，在痛苦莫及战败、投降、被占领的困窘之境中另起炉灶，他们决心再尝试一次议会制度。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国会大厦
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议会并不算是新鲜事，且不论“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各种“御前会议”，德意志各邦国在近代意义上的常设“议会”都是从效仿法国的“三级会议”起步的。虽然在堂皇敦峥的柏林国会大厦门楣上镌刻着“Dem Deutschen Volke（为了德意志人民）”，但由于至为关键的执事决策权归根到底在皇帝个人手中，直到1918年，“第二帝国”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而覆灭，“帝国国会（德语：Reichstag）”都算不上职能完备的议会。虽然，“魏玛共和国”依照“魏玛宪法”在纸面上是议会制政体，但在那么一个被后人称作“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德语：Republik ohne Republikaner）”，历经持续不断的风雨飘摇之后，早已名不副实的议会制最终等到的却是凶暴独裁者的野蛮践踏。
纳粹时期沦为摆设的德国国会的开会场面
正因为小胡子是在“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完全合法地出任总理，也正因为在小胡子闻风而动、见机而作之前有过一次次党争倒阁，政局的不稳和政客们的纷争实际上为纳粹党徒一步步铺就了登顶之途。1948/1949之际的“议会委员会”痛定思痛，他们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殚精竭虑，开创性地推出了多项在宪政法领域内全新而又并不横空出世的规定。其中一项专属德国的独创就是所谓“建设性不信任案（德语：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其作为德国“基本法”第67条第1款被沿用至今。
一九四五年五月柏林被攻克后的国会大厦（“大方顶”被战火毁坏到只剩骨架）
议会制最为核心的运作机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无论是单一执政党还是多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它们都要务必保持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一旦形势变化，议会中原来的多数派经过一番分化、改组，形成了新的多数派组合，从而不再对现任政府首脑给予信任，那么这届内阁就此倒台。这样的情形尤其符合多党林立而又政局不稳的趋势，于是乎变乱频仍，以致于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直至沉疴不起——一如“魏玛共和国”后期。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德国，也并不终止于战后，比如从1945年直到1959年戴高乐将军复出的那一段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见前文：《戴高乐将军高在哪里》）；而意大利政坛上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则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洗牌”才方休。
战后整修过的柏林国会大厦（索性拆除了原来的“大方顶”）
以“不信任案”推倒阁揆、终结内阁，这是其内在具有的“破坏性”。而德国“基本法”中“建设性不信任案”的“建设性”在于：联邦议院只有在以其议员的多数票选出继任的情况下，才可以向联邦总理宣示不信任。它并不是刻意阻挠议会行使人事罢免权，而是兼顾了“破”与“立”，要求只有在选出拥有新的多数派支持的继任人选的前提下，才能推翻当前的执政团队。考虑到政治现实与人性，在以往，历来是集结起对于现任内阁的排斥要比拼组起具有稳定多数的善后方案容易的多，毕竟激进反对者的肆意宣泄是不计后果的。而“基本法”之父/之母们苦心孤诣的初衷，就是不让一意破坏的政治势力率性得逞。在迄今为止的联邦德国历史上，这项由一部分联邦议员们对联邦总理提出不信任的机制只得到了两次应用，一次不成功（1972年4月27日）、一次成功（1982年10月1日）。正因为这一条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新生德国的政局稳定，“基本法”之父/之母们的初心得到了完美的落实。
德国统一后改建的国会大厦示意图（新修了现代式样、象征透明度的玻璃“穹顶”）
1972年时在位的是1969年才上任的维利·勃兰特总理（Willy Brandt），他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出任总理的社会民主党（德语简称：SPD）人和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联邦总理（见前文：《总理跪下去，国家站起来》）。他所带来的风气一新也势必引发国内保守派政治势力的反弹，随着连续几位属于执政联盟中自由民主党（德语简称：FDP）的议员叛离，当时在野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算计着有把握达到当时联邦议院议席过半数的节点249票，于是提出了“建设性不信任案”，推选当时的基民盟主席雷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取代勃兰特总理。表决结果，赞同是247票，比起反对派阵营的计算至少少了两票，明显是有几位反对派议员临事而惧。
“建设性不信任案”未获通过后，反对党党首巴泽尔（背对镜头）向勃兰特总理表示祝贺
围绕着到底是哪几位反对派议员可能不支持本党的这一关键提案，众议纷纭不断，迷雾在西德政界萦绕了多年。直到两德统一之后，从被查抄的东德情报机关的秘档中可知，东德方面以每票五万马克的代价至少收买了两名议员，使本该支持倒阁的他们转而倒戈。其背后的动机并不是东德认同或支持勃兰特总理在西德的执政方略，内中实在是有太多冷战环境下复杂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剪不断、理还乱。
长远来看，这一“不信任案”的长期受益者却并非勃兰特总理——在仅仅两年之后，他就因为一名在总理府卧底的东德间谍被揭露而引咎辞职。真正的受益者反倒是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他在“不信任案”被驳回的一年之后击败登顶失手的党内宿敌巴泽尔，从而当选新一任基民盟主席。直到他在1998年的大选中输给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这才辞去党主席职务，任期前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科尔1973年当选反对党主席时刚满43岁（！），九年后的1982年10月1日，52岁的科尔正是凭借着“建设性不信任案”而登上总理宝座的。
1982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西德联邦总理的科尔
巧合的是，在1982年10月1日那一场“建设性不信任案”的攻防中，对垒双方的主要力量仍是执政的社民党和在野的基民盟/基社盟。而关键少数的扮演者又是来自自民党，只不过这一次不是个别自民党议员的单独暴走，而是大多数自民党高层协调一致、整体地改换门庭。即便当时执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见前文：《狗嘴里吐象牙的德国总理》），无论才能、形象与个性都被很多人认为是联邦德国最佳的总理人选，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他还深受怀念，然而，面对政治势力的新一次排列组合，正如唐代罗隐《筹笔驿》诗中所言：“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也正是从1982年10月1日的“建设性不信任案”获得通过起，科尔开始了长达16年的漫长执政生涯。
1982年10月1日，“建设性不信任案”获得通过后，卸任总理施密特向新当选的联邦总理科尔表示祝贺
在联邦德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政局一直保持着大体的稳定，内阁的更迭也是毫无例外地有序进行。其中有阿登纳、科尔和默克尔三位总理都曾各自连续执政长达十五年左右（见前文：《默克尔与科尔的异与同》），这在整个西方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虽然经历了起起伏伏，但今天的德国能够崛起于那片在1945年弥漫硝烟、遍布血肉和浸透耻辱的土地上，在行稳致远的路途中，当年“基本法”之父/之母们匠心独具、慧眼独到的发明——“建设性不信任案”——功不可没。对于在政争的惊涛骇浪中的执政“航船”，它无疑是起到了“压舱石”的宝贵作用。
左：“魏玛共和国”的国徽；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徽
“基本法”之父/之母们当然不是年轻、简单乃至天真之辈，他们抚往思今而深知，即便是一时显贵如出人头地、登堂入室的政客们，在所有的冠冕堂皇、法相庄严之下，其或有可能、实难避免的各种处心积虑、数米量薪、见利忘义……都实在是不能逃脱人类本性的“圈禁”。所以，有关“建设性不信任案”的构思、规划恰恰就是完美地适应了人性所带来的人际群体联动。正因为如此，这一“发明”才能表现上佳地通过了时代和现实的考验。正如《新唐书·侯君集传》所载：“军法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以前圣使人，必收所长而弃所短。”其道，古今中外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