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比照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的标准，还是“言必称希腊”，德国都算不上是历史悠久的国家。虽然在史前就有“尼安德特人”出没，真正形成稳定的生息和生产的人类文明，则是要在日耳曼各部族陆续迁入之后。久而久之，日耳曼人让这块土地在多种语言中也由此得名：比如英语中的Germany；法语中的Allemagne；西班牙语中的Alemania；俄语中的Германия（Germaniya）。至于“德意志/Deutschland”，那是后来在德语中的自称。而德意志土地上最早的城市形成，几乎都是要仰赖于文明更为先进的罗马人的扩张与殖民。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真正统一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非得是等到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横空出世，所以不可能有类似中国六大古都地位不可撼动，一众城市自荐“第七”的局面。若论德国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古都，则是毫无争议地公推如今位于西部边陲的精致小城亚琛（Aachen）——德语的发音其实更像一声“啊哼”，好像就是料到了中国读者对于“德国”和“古都”的这一组合会有不以为然似的。
有资格以帝国之鹰与皇冠作为装点的亚琛市徽
罗马人择址建城历来有明确偏好，沿着莱茵河水系北进的罗马人看中的正是这里富含硫磺的温泉。对于罗马人而言，温泉洗浴并非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而更多是包治百病的医疗保险。据历史记载，当年的亚琛是罗马正规军第VI.军团的驻防地。于是，围绕着此地的温泉，罗马人渐次建立起兵营、行政机构和城防，逐步构成了城市的雏形。
亚琛市政厅内描绘罗马人发现当地温泉的壁画
在公元后9年的条顿堡森林之战中（见前文：《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罗马因为轻敌而一下子葬送了三个军团，痛定思痛之余收缩防线，亚琛也就此脱离了最初建立者的控制。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过渡到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动荡期，各种军阀、豪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到法兰克人雄霸一方之后，才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到了人称“矮子丕平”的丕平三世（Pépin III）时代，以“宫相”之位攫取法兰克王冠的他，为了在王国的北部也建立得力的统治中心，就在罗马人的亚琛城址上拓建了行宫。毕竟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并要考虑到联络便捷与进退自如，可供选择的地方还真不多。
亚琛的国王/皇帝行宫复原图
“矮子丕平”的儿子就是风云一时的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查理曼”是英语和法语文献中通用的称呼，其中“曼”这一音节即为“伟人、伟大之意”。而在德语中，他是被称为卡尔大帝（Karl der Große）——所以呢，查理•卓别林、查尔斯王子、夏尔•戴高乐和卡尔•马克思，他们都是同名的。这样的举一反三是在读西方史学文献时必备的基本功，好在勉强克服了最初的畏惧之后，渐渐又可以从几门语言之间的切换中去体会小时候从滑稽戏中学方言的乐趣。
市中心的查理曼/卡尔大帝全身像
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期颇长，以耶稣基督之名的东征西讨造就了一个在中欧版图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帝国。可能是出于对从小成长环境的依恋，他偏爱亚琛，一改前任们时常巡游，或为征讨、或为镇守、或为就食的习惯，而是把亚琛改造成自己的统治中心和常住地，从而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三百年后，使得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再一次出现了一个地位和功能俱全的首都。
查理曼大帝在亚琛的营造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和动员能力，虽然是无法向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看齐，但在一千多年之后，仍然可以在亚琛的城中心体验到查理曼大帝所遗留下的烙印。亚琛大教堂是德国首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它就是由查理曼大帝主持建造的，起初就是作为宫中的御用礼拜堂。
今日亚琛大教堂的侧影
亚琛大教堂不同凡响的八角形穹顶在近千年的时间段里，一直是号称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圆顶。穹顶之下就是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中心，也在日后见证了一代一代头顶王冠的王子王孙们，也领教了围绕着这顶王冠的各种阴谋诡计、此兴彼落。最为落魄时，北欧海盗维京人曾经攻破都城亚琛。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野蛮人、异教徒的维京人真是不吝捍卫自己的凶暴恶名，居然就在亚琛大教堂最为神圣的穹顶之下饲养战马。
亚琛大教堂的穹顶之下
至今，仍在亚琛大教堂里陈列着查理曼大帝当年的宝座，如同许多物种都有拉丁文学名一样，这个宝座被称为totius regni archisolium，意即整个帝国之中的第一把“交椅”。造型非常简单，虽然以《阿房宫赋》里“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宝座只是用几个黄铜钉勾围拢的几面希腊小岛帕罗斯出产的细密质大理石板而已。但是，至为简约的造型背后，其象征意义和透过审美取向所展露出来的寓意确实能够布达到后世的每一个时代。这也是西方古代社会与中国历史演变的大不同：至少是在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之后，西方的统治者都是程度上或多或少，但原则上不易不变地认同“君权神授”，所以他们的“君权”需要仰对“神主”，从而接受“神权”的制约，而这种制约又会有形、无形地渗透到各个方面。有鉴于此，任何面向神权而炫耀君权财富、威势的做法是不被接受的。也正是这一种基于义理规制和自主选择的相对谦抑，使得这一不免寒碜的宝座能够历经时代风霜的洗刷而今犹在，而秦始皇帝只隔着胡亥传到子婴，“阿房宫三百里”更是耐不住项羽的一把火。
查理曼大帝当年的宝座
查理曼大帝在亚琛去世后，先是被殓入一具石棺埋葬在亚琛大教堂原先的前院中。在他被罗马教廷封圣之后，他的尸骸被封入大教堂内的皇帝祭坛之内。直到1988年，德国考古学家秘密开启了祭坛内一座金色圣棺，发现了94块千年遗骨。初步鉴定，这些遺骨的本尊是一位身高1米84的清瘦老人。在经过26年研究后，苏黎世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呂厄宣布，这些遗骨就是来自查理曼大帝本人。
查理曼大帝的金色圣棺
虽然后人将查理曼大帝附会成欧洲统一的先驱践行者，但以中世纪初期的技术手段之原始、文明程度之蒙昧和典章制度之草创，这样一个由强人亲手缔造、量身打造的帝国必然是难逃人亡政息的命运。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们无力、也无意愿继续维持统一的大帝国。于是，在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共同订立凡尔登条约，将大致涵盖了如今德、法、意的查理曼帝国三分。这是欧洲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虽然“日取其半，永世不竭”是显得夸张了，但事实上就是从此开启了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化过程，伴之以无休止的互相攻讦和上帝旗号下的“无义战”。
凡尔登条约后三分查理曼帝国
虽然后来的奥托一世以武力清道兼机缘巧合，于962年在罗马接受教皇亲自加冕，从而宣布建立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在德国历史长编中也被简称为“第一帝国”（“第二”是俾斯麦促成的。小胡子自诩是“第三”——这对于3这个数字的杀伤力恐怕是远甚于“第五纵队”之于5）。但这一帝国在很长时间内更多是门面，并非是统一、整合、协同的政治实体。颇有几个贵为皇帝的，坐在位子上却实在是做得很窝囊，把“体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吃得吞吞吐吐、抽抽噎噎……
在获得教皇的加持，从而得以称帝之前，奥托一世先是于936年在亚琛继承查理曼大帝的法统而登上王位。他在这一加冕仪式上用的就是当初查理曼大帝的石板宝座，从此奠定了德意志国王/皇帝在亚琛接受加冕的传统。几百年间，前后总共有31位国王/皇帝坐上这张在不少“土皇帝”看来确实很“土”的“龙椅”。
古籍中记录的在亚琛加冕的场面
随着查理五世激流勇退，并把帝国一分为二，分别交由弟弟和儿子来继承，亚琛因为紧邻着归属于西班牙一系的尼德兰（大抵是今天的荷兰加比利时），一下子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带。1531年1月11日加冕的费迪南一世（Ferdinand I.）就成为了在亚琛登基的最后一位君主。后来，一直把持着皇帝之位的哈布斯堡家族就把加冕仪式改到了法兰克福，直到拿破仑废除神圣罗马帝国。
从此之后，亚琛不再具备首都的功能，而是回归到平民城市。因为曾为古都，所以享有帝国直辖市（Reichsstadt）的自治地位。在那个早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如同其他的德国名城那样，通过商贸和手工业而富裕起来的市民阶层，都是会协力建造起一座气势敦峥的市政厅，以彰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市民自治权。亚琛的市政厅与大教堂一样，在老城区的中心隐然是共同居于俾倪其余一切的统治地位。
亚琛的市政厅
在今天，亚琛的市政厅除了它日常的行政功能以外，每年的高光时刻是从1950年起年度举行的查理曼奖（Karlspreis）颁奖典礼。此奖是颁发给为推动欧洲的统一与欧洲各国的和解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士，获奖者中有丘吉尔、马歇尔、阿登纳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涵盖了欧洲多国和欧共体/欧盟的首脑们。在千禧年得奖的则是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总统，在亚琛市长与他同框的照片中，赫然在他身后的就是同为（前几年）得奖者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欧共体前主席德洛尔。所谓Crème de la Crème（精华中的精华），即是也！
克林顿在2000年获颁查理曼奖（Karlspreis）
淡出了帝国时代之后的亚琛虽然成为了众多德国城市中的寻常一员，却从不乏善可陈，反而会见缝插针地继续留下自己的历史脚印。有些小碎步看似不经意，俨然会带来深远的余脉。比如众人皆知的堪与“路边”社媲美的大名鼎鼎的路透社（Reuters），虽然是被世人自动归入英国旗下，岂知它的发端其实是在亚琛：1850年德国人保尔•尤利乌斯•罗伊特（Paul Julius Reuter）在这里放飞信鸽，把讯息传送到布鲁塞尔，从而开启了新闻社的业务。多半是由一位不懂德语、也不知道其德国背景的译者把罗伊特译成了“路透”。虽然得名是在伦敦，既然要不忘初心，自然不能埋没了亚琛。所以在亚琛市内，在“路透”始祖罗伊特当年放飞信鸽的楼房前，专门有一块纪念铭牌。
“路透”始祖罗伊特当年放飞信鸽的纪念铭牌
今天的亚琛，其声名和地位多半是来自于1870年建校的莱茵-威斯特法伦技术高校（RWTH），学界多称之为亚琛工大。它是德国第一所工程技术大学，建校又是恰逢德意志民族第一次真正完成统一的冉冉上升之时，具有无比的象征意义。德国诚然是以军国主义的“铁与血”立国，之后的强国之路却是依靠工程、技术支撑的“德国制造”，以至于在欧洲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什么是天堂？在那里德国人是工程师、英国人是公务员、法国人是厨师；什么是地狱？在那里德国人是公务员、英国人是厨师、法国人是工程师。
即便是在德国，工程技术大学也是历经了荆棘之路。成立伊始，当局/有司也只允许亚琛工大使用“高等学校（Hochschule）”的名称，有意地被压低于综合类大学一头。Hochschule直译成英语就是highschool，虽然含义不同，但听来也太欺负人了。经过亚琛工大多少年的努力，当他们的学府名满天下时，他们尽可以不在乎当年在名分上的挤压，偏偏充满自豪地继续使用“高等学校（Hochschule）”作校名。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敕令亚琛工大可以授予新设的工程博士（Dr.-Ing.）头衔，这在德国、乃至世界学术史上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所有工程技术专才终于可以面对着以神学、法学起家，历来偏重文史哲的传统大学挺起了腰杆。
宛如现代城堡般的的亚琛大学教学医院主楼
亚琛工大与中国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广密联系。钱学森老的博士导师，现代空气动力学巨匠冯•卡门教授就是在亚琛工大成名后迫于纳粹开始清洗犹太人的氛围而远遁美国的。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教授就是在亚琛工大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
于我个人，对亚琛有着特别而美好的记忆。最初踏上德国的土地，正在亚琛工大攻读Dr.-Ing.博士学位的长兄将我从法兰克福机场接到亚琛，在这里，让我在亲情和倾心照顾下度过了身在异国他乡的最初几个月。此情此景，永难淡忘。望风怀想，能不依依？犹记得当时对于我的第一个“文化休克（Kulturschock）”，那是到了亚琛的第二天，长兄开车带我见识市容，在城区里面拐过一个路口时，长兄轻描淡写地说了声：“我们到荷兰了。”只见唯一的差别就是路边还有座空无一人的岗亭和换了颜色的三色旗标志。才离开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大学校园的我，脱口而出了一句特别傻又似乎很贴切的感叹：“出趟国比我们想进女生宿舍楼还方便呐！”反正长兄车技够好，人笑翻了，车没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