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德国有哪些城市最让人心动、最有国际范、风光最美，多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肯定不会有能被推为公论的答案。倘若是问起德国最古老的城市，则毫无悬念地当属位于德国西南部、靠近卢森堡边境、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
特里尔开埠于公元前16年，是罗马帝国在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推进过程中在今日德国的土地上最早建立的军镇，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为城市。因为历史记载和实物资料一应俱全，实在是不容争议。
古罗马时代的特里尔全城概要图
在罗马军团穿越了阿尔卑斯山口，据高冲下平原之后，面对的抵抗主要是来自凯尔特人（其中尤以高卢人最为顽强）和日耳曼各部族，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两大战场。古罗马人是最讲究在兵要地志的基础上规划战略的，于是就在凯撒征服了高卢诸部之后转而向西开始对日耳曼人用兵。大体走向是沿着摩泽尔河进入莱茵河流域，再向北逐步蚕食。考虑到适合通航的河道在那个年代对于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这个方略的合理性显而易见。特里尔因为是处于罗马军团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最重要的前哨基地。
改变历史走向的是公元后9年的条顿堡森林之战。当时，罗马帝国派驻莱茵行省的总督瓦鲁斯率领三个正规军团进剿日耳曼各部，被日耳曼各部联军的首领阿尔米尼乌斯引诱至条顿堡森林地带的埋伏圈。罗马军团在四面埋伏、分段截击中全军覆没、片甲不留，统帅瓦鲁斯自杀。
反映条顿堡森林战役场面的油画
时无凯撒，当时统治罗马帝国的早已是屋大维，条顿堡森林战役的失败让已届晚年的他发出“还我军团！”的痛呼。这也是自汉尼拔指挥的坎尼大战以来，罗马人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血的代价迫使罗马帝国放弃在北线的扩张计划，转而采取一种设置防线作监视与依托要点作守备相结合的防御部署。其中，特里尔以其地理位置和营造基础而被选为战区首府的所在地，就此迎来了罗马帝国新一轮的大力经营。
如果一定要给古人们来个文理分科，古罗马人一定是学“工民建”的——说“土木系”的话，一来会被“误会”成陈诚赖以起家的十一师、十八军；二来，古罗马人用的最多的建筑材料是石材：因为他们掌握了拱形架构和用火山灰调制原始混凝土的技术。所以，凡是古罗马人留下的城市遗迹中，必定是有用石材营造的露天剧场、角斗场和大浴场。而在特里尔，更为雄伟的则是矗立近两千年巍然不倒的黑城门/Porta Nigra。之所以“黑”，是因为主要采用了坚固耐用、适合加工的大块钙质砂岩，其本色是一种很符合现代时装审美的介于米色和“高级灰”之间的色调，但钙质在岁月的侵蚀之后就会氧化发黑。
特里尔的地标建筑黑城门/Porta Nigra
在罗马帝国的“四帝共治”时期，最高统治者是分掌帝国东、西部的两位“奥古斯都”，他们之下各有一位分担军政职责的储君“凯撒”，通俗地讲就是“副”皇帝——西语中其实有很多官职，究其语源本意来自“副手”的。比如殖民地总督是“副国王/Viceroy”，子爵是“副伯爵/Viscount”。而在中国历史上，不也有韩信向刘邦讨个“假王”当当，刘邦起初小气，张良与陈平两大谋士着急地一个踩脚、一个悄声咬耳朵的那一幕嘛？“假”就是未及真除的“副”。
特里尔一直是西部凯撒的驻节地，公元2世纪后期的贤君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即便是作为最高位阶的“奥古斯都”，也有近十年的时间一直留驻在特里尔，正所谓“天子守国门”。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不但罗马帝国保持了稳定与强大，特里尔也是处于地位最高、发展最快的高光时刻。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还被史家尊为“哲学家皇帝”，他所著的《沉思录》是一部经典的哲学著作，深受后人的推崇。比如温家宝前总理就曾在好几次答记者问时引用过《沉思录》，他把这本书列为常在案头的令他心仪、萦怀之作。其中有多少沉思，是马可·奥勒留在特里尔“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人不寐”之时，冥想偶得的呢？
迄今仍在罗马市政厅广场上的马可·奥勒留骑像
1964年的好莱坞巨片《罗马帝国沦亡录/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描述的就是：在马可·奥勒留垂危时，其子康茂德（Commodus）阴谋打破当时“过继贤者”的权利更迭规制，代之以自己伸手的“血亲继承”，从而引发罗马帝国天下大乱。电影开头的场景就是围绕着马可·奥勒留仍然驻守在特里尔的时期。
虽然电影是改编自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兴衰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单单是从文字水平的角度而言，这部六卷本宏篇巨作简直就是以英语写作历史的“天花板”，而由好莱坞来改编成历史题材的电影更是常常可以让多少读过原著的历史爱好者几乎五内俱焚的。好在，绝大多数的观众只是冲着女主角索菲亚•罗兰这样的女神去的。
好莱坞巨片《罗马帝国沦亡录》的海报
随着罗马帝国淡出欧洲历史，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实力与重心重组之后，特里尔的地位不复往昔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性，可堪夸耀的只有作为大主教的主座堂的所在地。相应的标配必须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大教堂，特里尔大教堂的建筑风格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罗马式。在特里尔，还埋葬着名列耶稣圣徒之一的圣马提亚（St. Matthias），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旁证了特里尔在天主教世界里的地位。
特里尔大教堂
特里尔大主教并非只是专事诵经祷告的神职人员，而是在具有教职头衔之外，同时又兼有领地的世俗领主。直到今天，特里尔左近的摩泽尔河谷山坡上那些位置最好的葡萄园还大多是特里尔教区的产业。在中世纪，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统一的德国，所谓“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无论从版图还是从实际统治上来看，都只是一块斑驳的百衲布，各地诸侯林立。其中，特里尔、美因茨、科隆的三位大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中最有势力的政教合一的诸侯。通过“黄金诏书”（拉丁语：bulla aurea）的确认，这三位大主教和其他四位诸侯并列成为七大选帝侯。
所谓“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就是世俗贵族们的政治纲领和动员口号。远的是针对罗马教廷，近则是直接瞄准了那些在权欲熏心和穷奢极欲的任何一个指标上都不输任何世俗领主的教职诸侯们。反复拉锯间，两派势力时有胜负与消长，无非是拿破仑的“扫帚”不到，教会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七大选帝侯
所谓“黄金诏书”是指中世纪时期，由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皇帝或是欧洲君主所颁发的诏书，特别系上金质装饰品来象征“金印”，而非传统的蜡印、火漆印，以示不同凡响的隆重与尊崇。
最有名的黄金诏书是1356年由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在纽伦堡发布的，它确立了日后以选举产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程序，由帝国境内有七位选帝侯共享这一重要权力。诏书公布于帝国会议之后，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选帝侯制度都一直并无太大变动。猜一猜，是谁又来捣蛋，掀了这一桌的金印、王冠和权杖？当然又是、还是，也只能是拿破仑。
“黄金诏书”上的金印
像特里尔这样的古城，在它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想当初……”但是历史的岁月何尝不是一把割划更深的杀猪刀呢？当古罗马帝国皇帝们、大主教们的荣华富贵成为了过眼烟云，新兴的产业和生产方式也会选择它们自己的“龙兴之地”。相比之下，对于没有可能再重建自己往日风光的特里尔古城而言，所感所受的有如老臣汲黯在汉武帝面前发的牢骚：“……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即便轻松诙谐一些，同样酸倒的也好比：“……尽是刘郎去后栽。”
然而，特里尔这座如今的人口不过十万出头的小城市却能够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至少在疫情爆发之前，每年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虔心特意地纷至沓来。原因无他：一个日期和一个名字——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诞生在特里尔。
中国在2018年赠送给特里尔的马克思雕像
可以上溯到的是，马克思的祖上是在荷兰的犹太教拉比，从1723起世代是特里尔城中的拉比。马克思的父亲是家族中第一位获得世俗学位的人，据说他当年曾是城中唯一的律师。随着事业腾达，1815年，一家人搬到了这栋今天被作为马克思故居博物馆而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中。
无论是以当年还是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栋独门、三层、有十个居室、带一个颇大花园的房子也能算是豪宅了。可以想见，马克思是成长在一个家境殷实的环境中，他的父亲也是盼望能够子承父业的。一开始，马克思的确是在波恩大学就读法律系的。也正是为了读大学，马克思离开了特里尔。他差不多就是沿着当年罗马人开始远征的足迹，直下摩泽尔河，经莱茵河顺流而下，然后……就是永恒汇入了人类思想财富的浩瀚星河。
马克思故居的正门
有意思的是，在2001年圣诞节前夕，当时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annes Paul II.）任命了赖因哈德•马克思（Reinhard Marx）为第102任的特里尔主教。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这位主教与200年前同宗、同姓的伟人有任何亲缘关系。不过，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历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旗帜鲜明，他怎么可能会过滤掉这一“纯属巧合”背后的别有深意和象征含义呢？
赖因哈德•马克思主教也曾经多年担任德国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在2010年，他被当时的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kt XVI.）拔擢为红衣大主教，跻身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圈。红衣大主教们享有选举教皇的权利，如果年龄不超过78岁，还有被选举权。不过，赖因哈德•马克思红衣大主教早已离开了特里尔，现在他是慕尼黑教区的大主教。
红衣大主教赖因哈德•马克思和教皇本笃十六世
世上的每一座名城，必然是或风景甲天下，或人杰地灵，或兵家必争，总是有其独到的形而上的价值所在。在各不相同之余，却每每散播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通心之妙。在一座座城市此兴彼落、反复相继的承前启后的同时，它们也在记录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提升和有时又不可避免的沉沦，一如这个世界的精妙、反复与不可测。套用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来说，每一座城市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诠释这个世界，至于特里尔，因为它容纳和哺育过的伟大思想家们——马可·奥勒留和卡尔•马克思，它改变了并还在不断地改变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