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当上德国总理的两类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语: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缩写:BRD)的政府首脑是联邦总理(德语:Bundeskanzler),在其他西方语言当中,德国的总理既不是Prime Minister(英语),也不是Premier(法语),而是有自己的专有称呼Chancellor(英语)、Chancelier(法语),它们就是来自德语词Kanzler。
在德国的宪政序列中,联邦总理仅仅排在第三位,名列联邦总统(德语:Bundespräsident)和联邦议院议长(德语:Bundestagspräsident)之后。这个排列顺序只是对于负责礼宾事务的官员才有意义,并不体现政治生态的实情。事实上,联邦总理才是真正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中枢关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任总理及其执政联盟
不是以国家元首执掌权柄,而是以需要面向议会的总理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和重心,这在德国还是“首演”。在德国立宪和行宪以来,一路坎坷、多灾多难。“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覆灭和“魏玛共和国”(见前文:《德意志的高尚与罪恶相距十公里》)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民主,当时的总统一人独大,除了有任期、无世袭,就权限而言,简直就是位民选产生的皇帝“替身”——这也是小胡子能够通过合法程序夺取政权的体制性因素。

1933年3月21日,已经被任命为总理的小胡子向总统冯·兴登堡致敬
正因为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当战后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内的社会贤达们聚集在波恩的哥尼希博物馆(Museum Koenig),组成了作为制宪会议的“议会委员会(Parlamentarischer Rat)”,起草重建国本的《基本法(德语:Grundgesetz)》时,设计了围绕着联邦总理的政权结构,有侧重、有保障、既平衡、又制约,可谓是德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集中”体现在总理的施政空间和施展余地,“民主”则落实在议会的监督权力和审慎而有实效的“建设性不信任案”机制(见前文:《这也是德国人的发明——小议“建设性不信任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初期在波恩的总理府
1949年问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还是西德),尽管其纸面上的法定首都是处于分裂状态的柏林,但是波恩作为政府所在地是之后四十多年间的实际首都。好似“近水楼台先得月”一般,住在邻近的“议会委员会”主席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当选为第一任联邦总理(见前文:《新生国家的垂暮总理》)。阿登纳时年73岁,连选连任直到1963年才退休,那时,他已是87岁的耄耋之年。值得一提的是,在阿登纳首度当选为联邦总理时,在议席数为402的第一届联邦议院中,阿登纳获得了刚刚够到当选门槛的202票。由于在这个关头容不得什么“伟大的谦虚”,阿登纳必定是投了自己一票的,所以在第一个任期的整整四年里,反对党总是嘲笑他是靠着自己的那一票才当上了联邦总理。回顾历史,从头再看,由于阿登纳手笔高明的奠基和富于远见的领航,对于在残垣断壁、百废待兴中起步的西德厥功至伟。

在波恩的原联邦总理府围墙外,至今矗立着阿登纳纪念头像
自阿登纳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共经历了9位联邦总理,各自的出身、经历、个性和风格都有着天壤之别。经过历数和细数,却是可以把这9位德国顶尖的政治人物大致分为两类,而且还可以有多种衡量标准可供选择。首先要排除一种浅白而俏皮的区分办法:依照性别——在这9位之中只有一位女士,即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在德语之中,男女之分乃至名词的阴性、中性、阳性之分连带着很多语言中的繁文缛节,比如联邦总理一词是“Bundeskanzler”,而对于默克尔就必须要称呼“Bundeskanzlerin”,区别在于标志女性的词尾“in”。这番把任何称谓、职衔都要区分男女的刻意式精准,常常会让严苛到不免有些拘谨的德语自带“喜剧效果”,比如在德国历史悠久的社会民主党(德语: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SPD)内仍然互称“同志(德语:Genosse)”,在他们的党代会上,一开口必定不能是简简单单的“同志们”,而必须得是“男同志们和女同志们(德语:Genossen und Genossinnen)”——诸如此类,烦不烦呐?

自阿登纳到默克尔的8位联邦总理,现任的朔尔茨还不在其中
说到了党派,自然可以按照党籍而把9位联邦总理归入两大阵营,其中6位出自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德语: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缩写:CDU),另外3位是来自定位在“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在迄今为止的联邦德国历次选举中,除了仅有四次(1972、1998、2002、2021年)是被社民党超越外,基民盟加上它在巴伐利亚州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缩写:CSU)一直是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在德国新闻界中,出于习惯地用黑色来标注基民盟,而用红色来指代社民党,所以直到目前为止,联邦总理的政治光谱总是非黑即红,但明显是“黑方”更占上风,毕竟德国社会总体上还是偏保守一些。相较于人数比例2:1,执政期所反映出的指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民盟籍总理的在职时间也是社民党籍总理的2倍以上。

自阿登纳到默克尔的8位联邦总理的党派归属,现任的朔尔茨是社民党籍(红)
还有一种区分办法是德国独有的,深刻折射出一个民族长年分裂之后得以再度统一的曲折与不易。从阿登纳直到到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任期期间的1990年10月2日,这六位联邦总理都(还只)是西德总理,因为同时还存在着被简称为东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语: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DDR)。从1990年10月3日正式宣告两德统一之日起,之后的联邦总理才是全德国的总理。
与之相应,从阿登纳直到到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任之初,他们都是所谓“波恩共和国”的总理,因为实际上的首都在波恩(见前文:《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忆波恩共和国》)。统一后花了好一番人力、物力的周折,这才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后的1999年9月1日得以正式还都柏林——不期然之间,选了个中国的中、小学开学的日子。

波恩从1976年到1999年间的联邦总理府,图中上方的白色建筑物是1949年到1976年间的联邦总理府
既然说到施罗德总理,不妨可以补充另一个赖以区分的特征。生逢1944的施罗德是一位德军阵亡士兵的遗腹子,他也是9位联邦总理中最后一位在二战结束前诞生的,而默克尔和现任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都已经是在战后来到世间了。
以德意志民族在战后整体上真诚、深刻而持续至今的不断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德国和德国人仍然有着重大意义。记得科尔总理在他的最后一个任期中,极为难得地与他的前任和多年宿敌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见前文:《狗嘴里吐象牙的德国总理》)共同接受电视采访。在对谈中,科尔总结道,先后在位的联邦总理之间尽管有严重的对立和时常南辕北辙的观点,但大家有一个超越所有分歧的共同点:都亲身经历过战争年代,从而对于国家、民族有着特别深切的责任心、使命感。平时言辞并不讲究的科尔在此处用的比喻是“穿越了烈火(德语:durchs Feuer gegangen)”,而历来以清峻高冷一面示人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罕见地为之动容、深表赞同。

联邦总理中的两位“赫尔穆特”:科尔(左)与施密特(右)在政府招待会上,巧合的是,他们各自夫人的前名都叫“汉娜洛蕾(Hannelore)”
此后经年,一个个继任的联邦总理都是诞生在“浴火重生”以后的德国了,之中的他或她都不会有战争记忆,这对于德国续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还有待于逐年、逐人、因势、因事的观察。
而基于过往历年的观察记录,特别是透析他们的履历,可以对历任联邦总理再做“人以群分”,以此一窥德国现行体制的权力架构。首先,9位联邦总理在就任之前都已经担任过经历选举的公职——很难想象,眼下和在不久的未来,在德国会出现一位像特朗普一样攀上权力顶峰的“素人”。

波恩原总理府内的联邦总理办公室
除了非常时期的开国总理阿登纳,其余的8位联邦总理要么是之前当过一个联邦州的州长,要么是担任过重要职能部会的联邦部长。而阿登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直到小胡子上台后不久,一直担任科隆市长,以科隆在德国西部的重要性和阿登纳个人的影响力,他实际上就是一方“诸侯”,完全可以类比州长出身的同僚。
州长一系的联邦总理有:巴登―符滕堡州的库尔特·基辛格(Kurt Kiesinger,1966―1969年在位,见前文:《西德总理基辛格被掌掴事件》)、西柏林市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69―1974年在位,见前文:《总理跪下去,国家站起来》)、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科尔(1982―1998年在位,见前文:《撒切尔夫人为何骂“So German”》)、下萨克森州的施罗德(1998―2005年在位,见前文:《谁解雇了德国前总理的韩国娇妻?》),现任的朔尔茨则曾今担任过汉堡市长。其中,两德统一前的西柏林和当今的柏林以及汉堡都具有等同于联邦州的地位。

柏林总理府内的联邦总理办公室,从窗口望出去就是议会大厦(玻璃穹顶清晰可见)
部长出身而晋位联邦总理的有:阿登纳内阁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63―1966年在位)、基辛格内阁的外交部长勃兰特(1969―1974年在位)、在勃兰特内阁先后担任国防、财政、经济部长的施密特(1974―1982年在位)、科尔内阁的妇女和青年部长、环境部长默克尔(2005―2021年在位)。现任总理则先后在默克尔内阁中担任过劳工部长和财政部长。
从人数上看,州长出身和部长晋升的联邦总理正好对半开。内中还有两位社民党籍的联邦总理——勃兰特和朔尔茨——都曾是既起州郡,又掌阁部,而且他们担任部长时都是在与对立阵营组成所谓“大联合执政联盟(德语:große
Koalition)”的阶段。

柏林总理府正门
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其宪政框架之下甚至是确认各个联邦州都具有自己的国体。对于浸淫在历代以来“大一统”观念的外人而言,会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这一“国体”之论更多的也只是宪法学者“为艺术而艺术”,再加上德国特有的精细入微到不乏贬义的“剖分发丝(德语:Haarspalterei)”。实质上,这一联邦体制正是吸取了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的历史教训,以联邦州的相对扩权来制衡联邦政府,防止再度出现专权者。
身为州长,在其统领的范围之内涉及到方方面面,确实是很适合做为联邦总理的“预科”。而出任联邦部长则有助于从联邦层面和专业部门的角度来熟悉政府运作,也适合作为更上层楼的“跳板”。所以毫无“拍案惊奇”的是,目前为止,德国的联邦总理总是出自这两个门类的政治精英群体。

柏林总理府鸟瞰
传统应该变,并总是在变,这也是传统!变数在人,但也在时局大势。当下由社民党(红)、绿党(自然是非“绿”不可)和自由民主党(黄)组成的“交通灯联盟(德语:Ampelkoalition)”表现得乏善可陈,诚可谓是“内政不修、外交秀逗”。几乎可以断定,2025年大选之后,这一前所未有的三党组合不会有连任的机会。得以问鼎联邦总理宝座的大概率会是如今最大反对党基民盟的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见前文:《“笑也不乐”从政纪》)。如果默茨当选的话,就会突破“不是州长、就是部长”的往例。默茨虽然是联邦议院的议员,并两度担任基民盟/基社盟在联邦议院的党团主席,但他从来没有在政府部门担任过要职。

在柏林总理府举行内阁会议的场面,照片拍摄时还是默克尔当政,最右侧女士是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冯·德·莱恩,她当时是国防部长
对于德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党派“风景线”具有“达摩克里斯之剑”般效应的则是人称极右的“选择党(缩写AfD)”,不少人甚至直接为之冠名“新纳粹”。由于老牌政党在过往的疏失和过于“舒适”,以至于造成部分民众诉求无从宣泄、疏导,而被直通到很右乃至极右的沉渣泛起。如何应对这一在政坛上全新的大变局,这才是联邦德国建国75年以来最大的政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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