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迟从李鸿章的洋务开始，中国与德国之间就有了多重军事领域内的沟通。为了采购军备，“宰相合肥”的中堂大人还曾特地到访克虏伯家的“小丘庄园”（见前文：《克虏伯家的“刻萝卜”庄园》）。在民国时期，以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大将为首的德国顾问团固然是第五次反围剿背后的高参，但这些德国顾问们与蒋百里等中方将领一起，同时也在悄悄准备未来抗日战争的方略。不像近些年过气的外国球员来华捞金，冯·塞克特大将曾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掌握着国防军的实权人物。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大将
当年中德军事交往中最有形的成果是，在1935年用德方急缺的钨矿砂换回24门莱茵金属公司（德语：Rheinmetall）产的sFH-18/32L型150毫米口径榴弹炮——型号sFH-18/32L中的sFH是德语schwere Feldhaubitze（重型野战榴弹炮）的缩写，32L指炮管长度与炮管口径的比例，军语中叫作“身管比”。由于sFH-18/32L型榴弹炮的各项性能都领先于日军所装备的重炮，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也表现优异，sFH-18/32L型榴弹炮堪称“国之重器”，以此为主战装备的中央炮兵第10团（“炮10团”）在抗战中也被视为“国宝”。
加拿大王家炮兵博物馆中陈列的sFH-18/32L型150毫米口径榴弹炮
二战之后，战败投降的德国百废待兴、自顾不暇，而后来的冷战壁垒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与东、西两个德国之间都没有军事合作的基础。转折点是在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当时践行中、（西）德两军高层交流的先驱人物是西德国防军中颇有传奇色彩的一位退役上将——约翰·阿道夫·基尔曼塞格伯爵（Johann Adolf Graf Kielmansegg）。他与德国汉学家奥斯卡·魏格尔（Oskar Weggel）合作，将他从七十年代起数次访华后的观感加上专业角度的评述，在1985年出版了专著《全无敌？——中国作为军事大国（Unbesiegbar？——China
als Miitärmacht）》。无论从著作的取名——取自伟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末尾一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和封面中引用的手迹，无不彰显出作者对中国了解的深入程度。
《全无敌？——中国作为军事大国》的封面
基尔曼塞格伯爵的家族算得上是根深叶茂的望族，而且不同于那些非常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基尔曼塞格家族很早就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随着来自汉诺威的乔治一世（见前文：《英国王室Made in Germany》）入主白金汉宫，他带去的心腹中就有冯·基尔曼塞格这样德国名字。对此，丘吉尔在他的巨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第三卷“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中有反复提及。
基尔曼塞格伯爵家族的族徽
到了1906年出生的基尔曼塞格伯爵这一代，虽然他在孩提时代或许依稀能感知到德意志帝国最兴盛时期的张扬与繁华，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进入了战乱不断、灾难深重的历史阶段。在此等大环境之下，出于德意志根深蒂固的“贵族义务”（来自法语：noblesse oblige），不少德国贵族门阀的子弟们纷纷延续着投笔从戎的家族传统。基尔曼塞格伯爵也不例外，自他在完成初级军官学校的教育之后被授衔少尉之日起，经历了二战而得以幸存，到他在1963年晋升到联邦国防军的最高军衔（4星），从前线的基层部队直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乃至北约盟军的总部，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联邦国防军上将约翰·阿道夫·基尔曼塞格伯爵
在二战中，基尔曼塞格伯爵所面临的第一场考验是在1940年5月的西线。当时他是德军精锐第1装甲师的参谋军官，受领的任务是从阿登森林突向英吉利海峡，以切断英法联军的重兵集团。在法国北部边境地带的蒙科尔内（Montcornet），法军第4装甲师出其不意地对推进中的德军第1装甲师从侧翼进行反突击。如果不是德军拥有制空权，此战中一反常态富于攻击精神的法军很有可能取得更大战果。法军方面的指挥官是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上校，戴高乐就是由于此战而获得了将星（见前文：《戴高乐将军“高”在哪里？》）。二战落幕之后多年，当基尔曼塞格伯爵已经是上将并担任北约的中欧战区盟军（AFCENT，Allied Forces
Central Europe）总司令时，他的司令部是在法国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而当年的戴高乐上校也已经是法国总统。两位曾在战场上短兵相接的旧日对手还曾有机会单独聊起往日战事，基尔曼塞格伯爵由衷地表示：戴高乐组织的反突击是当年法军在法兰西之战中唯一一次“就时间、地点和方向而言是完全正确的（nach Zeit，nach Ort und nach
Richtung vollkommen richtig war）”的作战行动。
在法国堪称装甲部队先驱的戴高乐
后来，基尔曼塞格伯爵被从东线战场调回德军大本营，从1942年初直到1944年7月，他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德语：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缩写OKW）的作战部中任职，并于1944年5月1日晋升为上校，这是他在二战中的最高军衔。基尔曼塞格伯爵与乌尔里希·德·梅奇埃（Ulrich de Maizière）中校一道，担任负责东线军情的阿道夫·豪辛格（Adolf Heusinger）少将（后升任中将）的助手。由于东线在德军作战任务中的比重，这是在小胡子那里可以“直达天听”的关键性岗位，经常要就战局向德军最高层做简报，天天、时时地出入在“狼穴（德语：Wolfsschanze）”——这是小胡子在波兰设置的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号，1944年7月20日刺杀小胡子的事件就是发生在那里。
豪辛格在小胡子的“战情室”，在场的有冯·博克（右一）、凯特尔（右二）、保卢斯（右三）和冯·魏克斯（被部分挡住）四位先后晋升元帅的高级将领
在1944年7月20日的行刺未遂之后，德军内部展开了大清洗。重点对象就是与抵抗力量核心人物克劳斯·申克·冯·施道芬堡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关系密切的一众出身贵族的参谋军官，基尔曼塞格伯爵也被盖世太保逮捕，因为查无实据而幸免于难。基尔曼塞格伯爵由此被赶出最高统帅部，发配到西线接掌一个残缺不全的坦克团，这次的对手是美军。基尔曼塞格伯爵之所以并没有像很多死硬分子那样为纳粹政权愚忠到殉葬，从他战后走出战俘营做的第一件事就可以窥见端倪：他为韦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大将写了一部书，替他恢复名誉。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左一）在“狼穴”与小胡子等人合影，右一是德军众元帅中排序第一的凯特尔元帅
冯·弗里奇大将在1935年到1938年间是德军的陆军总司令（德语：Oberbefehlshaber des Heeres，缩写：ObdH），因为反对小胡子的战争计划，被盖世太保用张冠李戴的陷害手法制造出所谓“同性恋”丑闻而被迫去职。即便是在法庭审理证明清白之后，仍旧被置于污浊之中。后来，冯·弗里奇以大将之尊随军在波兰直驱前线，一心求死。从中可见，纳粹政权对于反对派不但是凶相毕露，而且有时候，其手段是十足的卑鄙下流，用德语讲就是“Unter der Gürtellinie（在裤带线以下）”。
韦尔纳·冯·弗里奇（Werner von Fritsch）
冯·弗里奇大将恰巧是基尔曼塞格伯爵的舅舅，他们的态度代表了德军中一部分贵族军官内心中对于小胡子的排斥。说起德军中的千丝万缕的家族关系和“裙带”，不能不提到被视为二战德军将领中最擅战的埃利希·冯·曼施坦因元帅，他的一位姑夫就是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冯·兴登堡是德军在一战末期事实上的最高统帅，正是他在魏玛共和国总统的任上指定小胡子出任总理，就此打开了“魔瓶”。而埃利希·冯·曼施坦因的姓氏来自他的另一名姑父，他自己因为这位姑父无后而被过继改姓的。原来的姓氏其实是冯·莱温斯基（von Lewinski），冯·曼施坦因元帅是我在书海中读到的第一位莱温斯基呢！等到此姓再一次爆得大名，就得等到九十年代末不期然之间把华盛顿和白宫闹了个沸反盈天的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以冯·曼施坦因元帅为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豪辛格与他的两位助手在战后的德军中先后都升为上将。他们都属于才智拔尖、履历清白的专业军官，能够这样的又“白”又专，在战后的西德，殊为不易，所以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重新组建国防军的栋梁。其中，豪辛格是新组建的联邦国防军的第一任总监察长（德语：Generalinspekteur）——论地位与职权，其实就是总参谋长，只不过重建的德军曲突徙薪，连官职都改了名。而在1966年到1972年间，乌尔里希·德·梅奇埃是联邦国防军有史以来的第四位总监察长（见前文：《论“凡尔赛”，还得数德国》）。
西德国防军建立之初任用的原德军老将，左起：豪辛格、西德第一任国防部长布朗克、斯派达尔
基尔曼塞格伯爵则是从1955年起就作为新建德军的高级代表常驻北约总部，然后在北约系统内升到最高军衔。他的北约中欧战区盟军总司令一职是接替汉斯·斯派达尔（Hans Speidel）上将，斯派达尔在二战时期已经是德军中将，作为德军在西线的B集团军群参谋长，为埃尔文·隆美尔（Erwin Rommel）、京特·冯·克鲁格（Günther von Kluge）和瓦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三位德军元帅效过力。斯派达尔因为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差点被盖世太保处决，战争末期的脱险经历简直如同传奇。比起斯派达尔，基尔曼塞格伯爵资历虽稍浅，但论戏剧性，恐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打遍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家常任理事国之中的美、苏、英、法，最后一番风云际会，却能与美、英、法成为盟军，历史的奥妙与诡谲，实在是让人难以参透。
德军上将基尔曼塞格伯爵（右）与当时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美军上将利曼·莱姆尼茨（Lyman Lemnitzer），莱姆尼茨的名字一听就是德裔
基尔曼塞格伯爵在1968年退出现役后，一直从事战略研究。以他曾在德军最高层机关专门研究苏军，后来作为北约重要将领常年以苏联武装力量作为当面之敌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在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开始对中国的战略与军事实力感兴趣。基尔曼塞格伯爵来华访问时也受到中方的高度重视，他在陪同当时西德联邦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örner）访华时受到过邓公的接见——韦尔纳后来是西德国防部长、北约秘书长。基尔曼塞格伯爵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方专门安排了当时的总参谋长助理刘凯与他多次长谈，还提供了很多文字和图表资料。从公开渠道可以查证到，刘凯进入总参之前是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作战部部长、副参谋长，对于基尔曼塞格伯爵最为关心的中苏边境防务了如指掌。后来，刘凯还曾出任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中枢要职，并于1988年获得中将军衔。
当年接待基尔曼塞格伯爵来访的刘凯中将
基尔曼塞格伯爵与德国汉学家魏格尔合著的《全无敌？——中国作为军事大国（Unbesiegbar？——China als
Miitärmacht）》是西德研究中国军事的权威著作，反映了当时西方从“前敌手”和未来或许“准盟国”的角度对于新中国军事力量的复杂观感。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和高端专业素养，书中的不少观点适足以让如今西方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更兼不晓兵事，却成天以虚空的价值观作喊打喊杀状的政客们从头学起。
比如，在分析了解放军在建国后直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历次对外军事行动之后，基尔曼塞格伯爵做了六条战略高度的总结，很值得后人重温（碍于篇幅，此处不附录德语原文）：
1. 动武之前总是一段较长的“持重待机”阶段；
2. 反击行动总是如同晴空霹雳，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突然性”的瞬间；
3. 无论是既定目标、动用武器和时间长度，军事行动都是有限度的；
4. 中方注重“合法性”，面向公众时强调其“防御性”，并注意保护不相关的邻国；
5. 并不夺取敌方领土，也不在境外做长时间的占领；
6. 通过主动的撤退而让敌方体会“惩罚”和反思，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式，但对于西方完全陌生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