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伊始的德国，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街头都出现了本该耕作于阡陌田间的拖拉机，浩浩荡荡、旗幡招展、口号震天。如此大规模农民们抗议的场面在德国是新鲜事，比起邻居法国的同行，只是少了些全武行而已。这么一通开场的锣鼓喧天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各行各业于纷乱中似有协调般的各声部“主题”。仅仅过去两个多月，已经先后出现多次全国性的火车司机、公共交通、医院、机场地勤人员的大罢工，此起彼伏、周而复始、喋喋不休……德国这是怎么了？！
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前的罢工抗议场面
依照德国现行宪法（《基本法》）第9条第3款（Artikel 9 Absatz 3 Grundgesetz），面向所有行业的所有人均享有为了维护和促进劳动与经济条件而结社的基本权利。作为从中引申出的斗争手段，罢工也是受到了宪政体制的确保。即便在德国并没有一部专门事关罢工的法律，基于历年来涉案法官的相关原则性判决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罢工规章。而德国司法界在涉及到罢工的法务实践一贯十分慎重，法律人恐怕是——也应该是——全天下出于自己的本分而最不甘心为任何社会势力“火中取栗”的。
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大楼，在德国东部的埃尔福特（Erfurt）市
战后的德意志国家，尤其是原为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带着历史原罪来到世间的，其最根本的指导性纲领是两个德语词：Nie wieder（不再）！吸取的教训之一，是一方面保障罢工作为落实和改善劳动、经济条件的群体动员手段，另一方面又是严格禁止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所以在德国，罢工无一例外的“游戏规则”是，代表劳工方面的工会与代表资方的雇主联合会就收入增加的多与寡和劳动强度的张与弛来回拉锯，直到“取乎其中”。即便不是皆大欢喜，也是各自得到或守住实利并兼顾脸面。这在德语中被称为Tarifverhandlung，其中Verhandlung是谈判的意思，Tarif其实就是与曾几何时响彻神州大地的“入关/加入GATT”，《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中的Tariffs同源。
德国漫画中的劳资双方谈判场面
战后的西德和统一后的德国，在劳与资的两方面阵营都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形成了几大行业中捉对儿“厮杀”的局面。几十年来，在经济形势持续着总体上升势头的大环境之下。劳资纠纷基本上能够保持“君子之争”的风度，而稳定、务实的劳资关系一直是人称“莱茵模式”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德语：Sozial Marktwirtschaft）”的特征之一。相比于其他邻近的西欧诸国，在德国，罢工本来可谓是罕见少有。只是世事难料，如今也不免“一体均沾”。
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的“神奇四边”：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外贸收支平衡；“神奇六边”则是加上公平的财富分配和环境保护
对于劳资纠纷和罢工，德国政府原则上保持中立并尽可能非常克制，避免直接的干预。以联邦德国的历史背景和运行机制，以及现代德国劳资纠纷纯粹出于经济因素的驱动而言，不可能想象在德国的公权力架构中会出现“二·七”铁路大罢工时的吴佩孚、萧耀南……然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德国政府却根本避免不了在某个特定领域成为劳资冲突之一方的格局。在被统称为“公共服务（德语：öffentliche Dienst）”的包罗万象之中，从联邦、各州政府，到最基层的市镇当局，各级政府基本上都是最主要的、时常也是唯一的雇主方。职责所在，首当其冲，无可回避！
现代德国“公共服务”各门类示意图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德国整个公共服务业的工会是体量庞大、能量巨大的“ÖTV”。这一字母组合式名称是分别来自最主干的三部分“公共服务（德语：öffentliche Dienst）”、“运输（德语：Transport）”和“交通（德语：Verkehr）”的起首字母。“ÖTV”所要面对的是由联邦内政部长领衔的谈判团队，一般是以行业劳资协议的时限长短来确定每一次交锋的周期。有意思的是，从几十年来的“交手”历史来看，盘根错节、牵扯巨大的整个公共服务领域过往在德国劳资纠纷中相对显得平易。至少是如同水面上的“小黄鸭”般波澜不兴、处变不惊，各种各样必不可少的蹬踏、踢踩都是隐藏在水面之下。
德国大型工会“ÖTV”的胸针标志
然而，要么不罢工，现代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罢工偏偏都是在公共服务业。第一次的大罢工是在1974年2月，西德第一次经历公交停运、各种服务业停摆的休克局面。“ÖTV”的彪形大汉主席海因茨·克伦克尔（Heinz Kluncker）也一战成名，他提出的工资增幅是15 %，政府作为雇主方的讨价还价是9.5 %。仅仅三天的罢工就让政府焦头烂额，最后以11 %成交——其中任何一个数额都足以让今人瞠目结舌。三个月之后的1974年5月，曾是197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见前文：《总理跪下去，国家站起来》）就挂冠而去。虽说直接的导火索是一个东德间谍谋得西德总理府官职的丑闻，但“ÖTV”大罢工的打击也是令勃兰特倦勤而萌生退意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德总理勃兰特（左）与“ÖTV”工会主席克伦克尔（右）
从此以后，“ÖTV”工会和它的工会主席是各级政府不敢须臾掉以轻心的存在。克伦克尔在1982年退休时，他所提名的接班人却是出乎“敌”、我、友各方面所有人的意料。继任人选是当时年仅40岁的莫妮卡·伍尔夫―马蒂斯（Monika Wulf-Mathies）女士，她曾攻读历史、德语文学和国民经济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加入工会领导层之前曾在联邦经济部和总理府工作过。虽然资质骄人、历练完整，但相对于大型工会所需的斗争性，尤其是对比克伦克尔那具有传奇色彩、被敬畏地称为“火山”的领导风格，被人用缩写简称为“MWM”的伍尔夫―马蒂斯女士是否站得住脚，一时间实在是让人存疑。
刚刚当选“ÖTV”主席的莫妮卡·伍尔夫―马蒂斯女士
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同样也是在1982年上任，在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的千头万绪之间，他与作为工会领袖的伍尔夫―马蒂斯女士并无太多交集，只是远远的互相打量、不经意观察而已。双方之间也相安无事，直到1992年的晴天霹雳！伍尔夫―马蒂斯策动“ÖTV”发动了重点在公交和城市垃圾清理的大罢工，以争取高达9.5 %的收入增长。巧合的是，工会的这一诉求额度继承的是18年前政府方面的邀约。而另一重的巧合就是，“ÖTV”大罢工在联邦德国政坛上真有“祖龙死”的神奇功效。这一年辞职的是老资格的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涉（Hans-Dietrich Genscher）——战后主要大国外交界中，比根涉还资深的恐怕就只有外号“不先生（Mister Njet）”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只不过，根涉是年老“致仕”，与罢工并无关联。但他1974年出任外长，1992年辞职退休，一头一尾都赶上了“ÖTV”的两次大罢工。
左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西德外长根涉、西德总理施密特
1992年的大罢工持续长达12天之久，直取现代生活中看似不耸动视听、但直接关系到流通命脉的关键节点。而且工会在常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蓄积了充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旦垃圾堆积成山的图像与气味散播开来，所造成的公众压力和形象打击是政府很难承受的。而伍尔夫―马蒂斯女士又严密阵脚、不惜持久战的强势，使得政府方面最终接受平均增加工资5.4 %的方案。在所有的观察家看来，这场斗争的大赢家毫无疑问是伍尔夫―马蒂斯女士，再也不敢有人小看“MWM”了——就像在美国，自从有了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姓名缩写：JFK），谁还敢说“JFK”只是简单的三个字母。
“JFK”与“Jackie”
伍尔夫―马蒂斯作为工会领袖和罢工首领的进退有据、调度有方，在德国各界予人以至深的印象。从此，“MWM”也在科尔总理的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不见得是怀恨在心，但科尔及其政府万难承受再一次大罢工的打击。涉及到权力，全世界的“迷信”都是如出一辙。对于“ÖTV”大罢工一试一个准的“人事魔咒”，科尔当然也会有顾忌，万一下一回真的轮到自己了呢？作为老练又老辣的政治家，科尔的解决办法是兼顾光明正大和盘算精细的，既是“擒贼先擒王”，又是“请君入瓮”，可还能让人甘之如饴，更能堵得上悠悠众口。
也曾经年轻过的德国总理科尔
1994年起，新一届欧盟委员会（英语：European Commission；法语：Commission
européenne；德语：Europäische Kommission）的组成人选被提上了各成员国最高政治层面的议事日程。按照当时的机制，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提名一位高级专员（英语：Commissioner；法语：Commissaire；德语：Kommisar），共同组成行使欧盟“政府”职能的欧盟委员会。每一位高级专员都有自己的专属职权范畴和成规模的行政团队，地位崇隆、条件优越。一般而言，高级专员的人选都是各国之内部长乃至级别更高的资深政务官，高级专员的位置每每总是引起各方私下垂涎的肥缺。
欧洲议会的议事大厅
在民主社会中，对于能量巨大、威胁不可控的对手，合理合法的应对手段就是如科尔般另辟蹊径的“拥抱至（致）死”。对于伍尔夫―马蒂斯女士个人而言，被提名为欧盟高级专员无论如何是非常崇高的荣誉，而以高级专员的权位也毫无明升暗降的嫌疑。至于对于工会后继人选的影响，相应于涉及国家在欧洲层面的表现，只能是在评判中退居次要。科尔这一手段的玄妙、精妙与绝妙可以亦正亦邪地从几个方面得到验证，简直无懈可击。可以说，这是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所总结的“责任、荣誉、国家（duty，honor，country）”来冠冕堂皇地编织让人明眼洞穿却不忍逃脱的“罗网”。更有甚者，未尝不可借用电影巨作《教父（The Godfather）》中那句著名台词：“我会给他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这就是科尔，一生织就了无数的阴谋，但观其一生的功业与盛名，成功的都是那些让人既心甘情愿、又无可奈何，到头来只能跟着走的“阳谋”！
老谋深算的德国总理科尔
伍尔夫―马蒂斯开开心心地前往布鲁塞尔高就之后，科尔安安心心地直到1998年才被施罗德选下台。“ÖTV”的能量也急剧下降，尤其是后来的几任工会领袖都只是虚张声势的内心惶惑之徒。副作用就是孱弱者偏好展示那些不见得存在的“肌肉”，于是乎每年会有零零星星的罢工，把讨嫌当成了斗争模式。唯一的新意是在整合了另外几家日渐式微的行业工会基础上，合并成立了新的“联合的服务行业工会（德语：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据其德语开头的字母“Ver”加“di”，取了个别出心裁的名字“Ver.di”——这不就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嘛！只是连带着这几年德国政府施政中的荒腔走板，让人联想到各级政府应对罢工潮的做法恰似与另一位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谐音的“撸稀泥”，不免让人觉得这个名字真是一语成谶！
最伟大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左）与罗西尼（右）
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治舞台上的世代交替，真是让人有一蟹不如一蟹的恍如隔世之感。被迫慢慢地适应德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的罢工，更是深刻体会到分配问题只能是以发展来解决。现代西方经济体制也进入到积重难返的瓶颈区，不同社会势力也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以德国工会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他们别无出路、一股脑儿地不断推动工资收入的增加，但依照经济规律势必造成的劳动成本上升，使得未来能够享用到工会所主张的工资的劳动者却越来越少。工会不单是在刻舟求剑，他们简直是不断地在船底板上钻木取火，船最终不沉才怪！不只是“穷则变”，难以为继的财富积累也会带来变革的压力和震荡。看看德国，再看看欧美各国的自我修正能力如何吧？反正，想给中国“开方子”、想让中国替他们“吃药”，这是断断休想兼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