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为何骂“So German”


1989/1990之际,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即将结束。虽然暗流涌动,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一落叶而知天下秋”的。即便是北约/欧盟内部,有些盟友之间“捉对儿”较劲的微妙关系,比起公开敌对方之间的壁垒森严,常常是让人更难于把握。无论是德国统一前、统一进程中还是统一后,英国与德国的双边关系时不时地会令两国领导人都头痛。
在“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的十余年时间(1979—1990),跟她打过交道的两任德国总理是施密特和科尔。他们先后都领教过,撒切尔夫人的“铁”可不是现代中国人说“巴铁”的“铁”。1989年4月,为了缓和与撒切尔夫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尔总理特地陪同她参观自己家乡地区的斯派尔大教堂(Dom zu Speyer)。科尔的本意是让客人从切身、迫近的体会中更好地感受德国历史传统在欧洲文明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从而对于德国的视角、定位可以有更多地理解。

1989年4月,科尔陪同撒切尔夫人参观斯派尔大教堂
此行殊为不易,科尔尽地主之谊的用心可谓良苦,他在全程陪同中悉心讲解,彰显自己对于乡梓之地的如数家珍和自豪。虽然以科尔“铁塔般汉子”的造型,他是与温文尔雅、言笑款款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去甚远,但科尔毕业于老牌的海德堡大学,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学博士。然而,这样级别的真功夫“导游”居然还是“明月照沟渠”了。据撒切尔夫人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铁娘子”结束了当天的行程,登上了返程的专机坐定之后,一边脱下高跟鞋,一边就愤愤不平地、似叹似怨地骂道:“天呐,这个人太德国了!(My God, the man
is so German!)”
其实,在此之前的共进晚餐环节,撒切尔夫人与科尔总理合影时的表情就已经表明,此行并非“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尽兴和宾主尽欢,而更像是夜暗中交错航道的两艘巨轮,探照灯既照亮了彼此,又更清晰地照明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科尔陪同撒切尔夫人参观斯派尔大教堂之后,共进晚餐
在秉持传统地缘政治观的撒切尔夫人看来,在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会对于大英帝国的利益造成纷扰,如果这个国家又恰巧是德国的话,更是让亲身体会过二战痛苦的她至为不安。而“铁娘子”对于科尔个人的反感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有时甚至于让英国外交官为之尴尬。有案可查的是,至少前后有两位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道格拉斯•赫德——在私下就此向德方表达过遗憾。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对于德国的确是有偏见的,她在德国统一进程中不遗余力地使绊子、做手脚,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她对于德国的排斥,已经是溢于言表,懒得掩饰了。抛开撒切尔夫人言下之意中的贬义,斯派尔大教堂的的确确就是非常“德国/German”的所在呀!

古籍中描绘的斯派尔大教堂外景
斯派尔大教堂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利安(Salier)王朝时代(1027–1125),遵由皇帝敕令而动工兴建,前后逾八十年,直到海因里希/亨利四世(Heinrich IV.)去世那年(1106)方告竣工。在很长时间内,都号称是整个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建筑物。毫无疑问,它也是最大的教堂,明显超过了当时教皇在罗马的座堂。动工建造斯派尔大教堂的动机就是,主持其事的世俗统治者要借此以“皇权”向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神权”示威。

象征皇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冠
虽说“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但在“权力带来利益、利益引发争夺”的亘古法则面前,欧洲中世纪的皇权和神权始终处于对立、博弈之中。自1056年,年仅六岁的亨利四世登上皇位直到去世,终其一生都是在与罗马教廷来回拉锯。
1075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布了《教皇敕令二十七条》之后,围绕着神职人员的叙任权与亨利四世发生冲突,宣布革除亨利四世教籍,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心怀二意的诸侯们趁火打劫。迫于压力,1076年1月,亨利四世从斯派尔出发,冒着严寒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请求宽恕。这就是西方历史上有名的“卡诺莎之行”(英语:Road
to Canossa;德语:Gang
nach Canossa),这个典故常在西方语境中被用来形容屈服或忍受屈辱。

史籍中描绘的亨利四世“卡诺莎之行”
其实,“卡诺莎之行”的忍辱负重之外却有着卧薪尝胆的潜在意味。经历了一番“癞头跣足”而挺过来的亨利四世逐渐剪除叛逆,几年之后势大根深,不再惧怕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第二次宣布革除教籍的处罚。待到亨利四世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时,却是重兵簇拥,兵锋直指罗马城下了。正所谓:“批评的武器绝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则是惊惧交加之中,郁郁而卒。
直到亨利四世去世那年,斯派尔大教堂方得以竣工。亨利四世也就被葬在斯派尔大教堂的地宫中,与他葬在一起的还有同出自萨利安家族的其他几位皇帝。在花岗岩至为洗练的刻意简朴中,在几块一、两米见方的大石板之下的尺寸之地,就安息着几位在世时曾嫌欧洲大陆还不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这就是西方传统之下的“古今‘帝王’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斯派尔大教堂埋葬几位皇帝的地宫
这个地宫中真正的大人物其实是鲁道夫一世(Rudolf I.),是他奠定了哈布斯堡家族的七百年基业(见前文:漫谈哈布斯堡)。虽然鲁道夫一世终其一生止于“德意志国王”的头衔,没能够正式加冕称帝,但他的布局为哈布斯堡家族赢得了未来数百年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更为与众不同的是,鲁道夫一世确立了哈布斯堡家族低调、精明的政治风格。以他们家的“低调”,那可是从1440年到1806年,把持了神圣罗马帝国最后350多年的帝位的。
曾几何时,在人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低调”仿佛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殊不知所谓“低调”是个偏正词组,前偏后正,顾名思义是先得是有了个“调”才“低”得下去。对于时常把“低调”挂在嘴边的不少人而言,如何“着调”和尽量“不跑调”才更是当务之急。

斯派尔大教堂正门边的鲁道夫一世浮雕
斯派尔也曾经在西方历史的转折关口,为历史人物们的粉墨登场提供过舞台。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相对来说的朝小野大、外重内轻,所以有定期在皇帝主持下召开帝国大会(Reichstag)的传统。1517年马丁•路德公布《九十五信条》从而引发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既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也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的分化。特别是一些诸侯趁着宗教改革的机会,借机为自身领地谋取更多的自主权,就此演变发展为有组织、有联动地政治性和社会性群体冲突。在此背景下,1526年,在斯派尔召开帝国大会上,支持马丁•路德的贵族们向代表查理五世皇帝主持大会的奥地利大公费迪南(日后的皇帝费迪南一世)提出抗议,被称为“斯派尔抗争(Protestation zu Speyer)”,以此为基础自成教派和教会。中文中的“基督新教”,它的英文名称Protestantism和德文名称Protestantismus究其本源,都是来自当年在斯派尔所做的抗争。
令人感叹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有不少年轻人出于各种追求而取信了基督教。但内中搞不清天主教、基督新教的大有人在,遑论福音派、浸理会和三位一体这些更晋阶一级的概念了。但是,如果连这些事关一门宗教的ABC都没有搞清的话,这个“人参果”可怎么吃得出味道来?

有关1526年斯派尔帝国大会的油画
自从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皇权与神权是构成欧洲社会体系的两大支柱,它们之间的反复冲突和此消彼长也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彼时的斯派尔作为皇室重地,以皇权来营造起比罗马教廷更为恢弘的教堂,颇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在走出中世纪蒙昧的过程中,宗教改革起了具有颠覆性的重大作用。此时的斯派尔无关立场,提供了会场,假天时以地利,为人和尽地谊。与其说很“德国/German”,不如说更“历史/historical”。
难怪具有高度历史敏感度、又确实为自己的家乡自豪的科尔总理,在他总共5870天(1982—1998)的执政期间,多次陪同外宾前来访问,必不可少的重头戏当然是参观斯派尔大教堂。有意思的是,1985年科尔总理第一次陪同来访的外宾居然是当时中国的政府首脑——至于姓名,你懂的……此后十多年间,科尔总理不断陪同他眼中最重要的国宾们前来此地,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老布什、叶利钦、梅杰、希拉克、胡安•卡洛斯、李光耀……当科尔1998年卸任时,依照他的愿望,也是在斯派尔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名为Großer
Zapfenstreich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的阅兵致敬礼仪。

科尔与戈尔巴乔夫携各自夫人在斯派尔共进晚餐
不过,即便是在普通德国人看来,科尔在推广家乡时,在有一方面用力稍嫌过猛。他总是在陪同国宾参观完斯派尔大教堂之后,安排大家到当地的餐馆品尝备受他钟爱的一道地方特色菜:“Saumagen”。翻译成中文就是“猪胃”,其实就是在加工过的猪胃中填塞入猪肉、土豆、芦笋……水煮之后切片,稍事油煎。实在是猜不到、参不透,为什么科尔执意要向国宾们推广这样一道菜?从取材到成型、到摆盘,都不可能有一丁点出彩的机会,别说是还不如像样一点的农家菜,它简直就是乡党聚会级别的“杀猪菜”。据说,来自美食之乡的密特朗对此坚决不碰,出于礼貌尝了几口的戈尔巴乔夫在之后的祝酒中还专门提到“Saumagen”,曰:“希望德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以后可以吃上更好的东西……”这么看来,多少又可以理解撒切尔夫人在饭店里与科尔合照时的表情,多半是刚刚看了菜单吧?

科尔多次向国宾们推介的家乡菜Saumagen/猪胃
科尔对于家乡的情感是真挚的,尽管不一定完全得到理解,比如透过地缘政治视角的撒切尔夫人,或是对美食另有体会的人们……但科尔真实地坚持着,即便从专注变得有些固执。作为一个保守派政治家,他从远离大城市的乡下逐步进入权力中心,按部就班地成为当时联邦德国最年轻的州长、最年轻的大党主席、最年轻的联邦总理……在周游世界并亲手参与重塑了世界之后,还是秉怀着“长于斯、葬于斯”。如今,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荣誉头衔是“欧盟荣誉公民”的科尔,长眠在欧洲腹地的一个充满历史、在现代的喧嚣中仍然留存着古风的小城市。

斯派尔大教堂墓地中的科尔墓
历史上的德国本来就是多源、多元、多面……正如二战时一位见识有高度的美军军官在即将进军德国本土之前,给士兵们做动员时讲的:德语并非只是“小胡子”的语言,它也是贝多芬和歌德的语言!同理,德国何尝没有或是不能有可以为天下人所共赞的文化、历史闪光点呢?
“So German”?“S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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