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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在全球疾病负担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并且是精神障碍中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13年通过并于2021年更新的《2013-203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强调了为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适当干预措施的必要步骤。然而，目前全球各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尚未充分应对抑郁症所带来的负担。
2024年8月26日，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Lancet子刊Health Longevity发表了题为 “The associatio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activities, and lonelines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ults aged 50 years and older across 24 countries: findings from five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参与者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参与者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社交活动和孤独感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关联中的中介作用比例分别为6.12%和5.54%。仅观察到社会经济地位和孤独感对抑郁症有显著的乘法交互作用。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社交活跃且不孤独的参与者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交不活跃且孤独的参与者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如需获取原文，请在公众号扣6）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全球老年人群（60岁及以上）的抑郁症患病率近期估计值介于28.4%至35.1%之间，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患病率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在老年人群中，抑郁症已被发现与认知障碍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此外，老年人群的抑郁症往往被忽视且治疗不足。鉴于全球人口老龄化，应做出更多努力来预防和缓解老年人群中的抑郁症。
老年人群的社会和心理经历已被广泛研究，因为这些经历与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多种健康结果相关。先前的研究已分别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参与社交活动以及无孤独感与降低抑郁症风险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路径可以通过压力和紧张理论来解释。压力理论强调，某些个人资源可以减轻压力源的影响，而紧张理论则将痛苦和心理健康障碍的起源与社会压力联系起来。此外，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影响生活方式和随后的非传染性疾病发展来导致抑郁症。社会孤立是社交联系的结构组成部分之一，而感知到的孤独感与社会支持一起构成了社交联系的功能组成部分。孤独感通常与社会孤立一起评估，两者均通过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认知功能和免疫功能下降、睡眠障碍风险增加以及行为改变等途径对抑郁症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尽管社会经济地位、社交活动和孤独感已分别与抑郁症相关联，但先前的研究并未考虑这三者对抑郁症的联合影响。
鉴于大多数行为（如吸烟、饮酒和体育活动）都可能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交活动和孤独感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联系。先前的研究已表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增加社交孤立和孤独感的风险。然而，社交孤立和孤独感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之间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仍不明确。阐明这一关系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群抑郁症的风险并支持抑郁症患者。在全球范围内，已进行了多项关于老龄化的调查，包括《健康与退休研究》（HRS）、《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和《墨西哥健康与老龄化研究》（MHAS）。这些研究早于其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老龄化研究，具有大样本量、相似的研究方案、重叠的时间段以及高质量的数据。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这24个国家的全国代表性老龄化调查数据进行了纵向分析，以检验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是否由社交活动和孤独感所介导的假设。此外，还估算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交活动和孤独感与抑郁症之间的交互或联合作用程度。
研究共纳入69,160名参与者，其中包括来自《健康与退休研究》（HRS）的9496人，来自《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的5803人，来自《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的42,342人，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6296人，以及来自《墨西哥健康与老龄化研究》（MHAS）的5223人。在69,160名参与者中，31,524人（45.6%）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而37,636人（54.4%）社会经济地位较低。5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比例因国家而异，从瑞士的20.5%到捷克共和国的86.7%不等。参与者的基线中位年龄为64岁。其中，女性参与者35,421人（51.2%），男性参与者33,739人（48.8%）。参考组（高社会经济地位）与暴露组（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老年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生活方式及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参与者、受教育程度或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者、未工作者、社交不活跃者或孤独者更有可能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
【五项队列研究中69,160名参与者的基线特征（按社会经济状况分类）】
在总随访的349,576人年中，共有20,237名参与者出现抑郁症，合并发病率为每100人年7.2例，各研究中发病率从HRS的每100人年3.8例到MHAS的每100人年11.9例不等。低社会经济地位独立增加了抑郁症的风险，合并调整后的风险比为1.34。
【社会经济地位在五项老龄化研究中对抑郁风险的特定影响及综合影响】
在亚组分析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症的负面影响在60-69岁成年人中比其他年龄段更为显著，在男性参与者中比女性更为显著，在患有一种或多种非传染性疾病的人群中比未患非传染性疾病的人群更为显著，在社交活跃人群中比社交不活跃人群更为显著，以及在非孤独人群中比孤独人群更为显著。
对于交互作用的整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出社会经济地位和孤独感与抑郁症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乘交互作用。在特定调查中，HRS（孤独感）观察到社会经济地位、社交活动和孤独感与抑郁症的相加交互作用，而ELSA（社交活动）和SHARE（孤独感）则发现了相乘交互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活动和孤独感与抑郁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中介作用】
在中介分析中，社交活动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关联中的中介比例为6.12%，孤独感的中介比例为5.54%。五个老龄化调查中的中介比例各不相同，社交活动的中介比例从HRS的1.27%到CHARLS的14.86%不等，孤独感的中介比例从CHARLS的2.30%到ELSA的11.58%不等。
【中介作用分析图】
在合并结果中，与参考组（高社会经济地位、社交活跃且不孤独）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社交不活跃且孤独的群体患抑郁症的风险最高。低社会经济地位、社交不活跃且孤独的群体患抑郁症的风险高于其他任何变量取值相反的组别。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活动和孤独感对抑郁风险的联合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风险的增加有关，而社交活动和孤独感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表明，除了针对社会孤立和孤独感的干预措施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方法来降低老年人群患抑郁症的风险。此外，社会经济地位、社交活动和孤独感的联合作用凸显了同时进行综合性干预以减轻抑郁症负担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