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余高咏满江山（二）：
惜中副车
文/陈启文
二
过了三年，咸丰七年（1857），王闿运二十二岁那年中癸丑举人。适逢乱世，太平军起事，大清帝国的老骨头咯吱作响，眼看就要散架。然而对于国中士人，这何尝又不是一次出人头地的天赐良机？在中国，一些无足轻重的人总在这样的时代变得举足轻重，这甚至已是中国历史的奇怪法则之一。一时间，很多文人纷纷投笔从戎，或加入叛乱的队伍，或投奔平叛的队伍。这一场血战从头到尾与其说是反叛者和统治者之间的战争，不如说是湖南人与广东人之间的战争，又可以说是已经博取了功名的进土、举人们同那些无缘获得更大功名的穷酸秀才和屡考不第的老童生之间进行的战争。从王船山以降，一条湘江积聚的大量能量开始了强大的释放，“曾胡左以一介儒生草檄于乡里，挥旌于荒野，铸成数世勋名，易布衣文行之旧轨为武夫之举，实乃旷世罕见。”和许多湖湘学子一样，王闿运在中举后的第二年，便去投奔曾国藩。这甚至是根本不用考虑的。王闿运与曾国藩同是湖南人，一湘潭，一湘乡，比邻而居，算是小老乡。早在曾氏开始办团练时，两人似乎就有所交往。不过几年，曾国藩麾下的湘勇就成了狙击太平军的主力。
但王闿运从一开始就很不走运，他赶到曾国藩的大营的时正是江南的寒冬腊月，又恰逢湘军三河镇大败，湘军大营一片愁云惨淡，饥寒交迫，据王氏《湘绮楼文集·王兵备诗序》记，其时“曾率羸军饥卒居城旁，寒日漠漠如塞外沙霜”。王闿运在此只逗留了短短五日，但每与曾国藩谈至三更。只是，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举子到底谈了些什么，却语焉不详，只说是王闿运曾告国藩曰：“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这话里似乎暗藏玄机，“而国藩不之省也”，但到底是“不省”，还是故意装傻，就说不太清楚了。——倒也有另一种说道，王闿运赴湘军大营，曾国藩正在绝境中鼓励麾下的羸军饥卒“艰苦耐贫”，这个老曾也的确是很懂得励志之术的，当时将士穿粗棉布衣，啃酸菜萝下，王闿运却是一身里绸外裘，穿戴得像个国师一样，而且每顿“无肉不欢”。没几天，这个原本想留下来干一番大事业的王闿运就实在熬不下去了，从前线开了小差，溜走了。这也是他人生路上极不光彩的一页，第一次上战场就当了可耻的逃兵。
又是两年蹉跎，王闿运入都应礼部试，“惜中副车”（清代称乡试的副榜贡生为副车），这让他又一次有了透骨透肉的挫败之感，只得暂时寄寓法源寺，无聊之中常与一班文友饮酒赋诗，以文采风流而名动一时。然而他最渴望的不是文名而是功名。“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这是一位诤友给他的赠诗，也让二十四岁的王闿运更感到时间匆匆却又前途渺茫。然而命中要遇到的，一切都是会遇到的，就在他醉醺醺地行走在古都凹凸不平的老街上时，他遇到了昔日“湘中五子”中的长沙李寿蓉、攸县龙汝霖，这俩哥们儿此时都拜在了军机大臣肃顺门下，一个被延为上宾，一个在肃顺主管的户部任主事，而肃顺那时正四处“延揽英雄”，作为“湘中五子”之首的王闿运很快就在两人的引荐下去拜访了他命中的第二个大贵人肃顺。这两人仿佛前世有缘，据说四十四岁的肃顺一见二十四岁的王闿运，很快就被这湖南举人的才华所倾倒，觉得仅仅把他“延为上客”还远远不够，当即就要与他义结金兰，拜为异姓兄弟，还要慷慨出资为他捐官。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但王闿运竟然谢绝了。他不愿以此“偏途”进入官场，想的还是凭一身真本事博一个进士出身的“正途”。
尽管一片好心遭到了王闿运的拒绝，但作为柱国重臣的肃顺“不以为忤”，把王闿运留在幕府，“以上宾待之。”这让王闿运在等待下一次会试来临时有了一座王府来寄存身躯。王府离帝宫已经近在咫尺，这样的距离无疑会让王闿运在写诗之余充满了另一种激情，少时他便对纵横之术极感兴趣，“喜划军策于内腹，演纵横于胸中”，而这样的兴趣一接近权力就发酵为一介书生踌躇满志的雄心抱负。他开始为自己精心构思一个帝王师的前景，日夜苦练这方面的功课，偶尔还有机会为肃顺支支招，甚至还借支招的机会帮过曾国藩一个大忙。那时曾氏虽说打了无数败仗，倒也并非指挥失措，背后还有太多明暗交错的算计，清廷既想借助湘军击败太平军，又对这一支汉人的地方武装保持高度的警觉，咸丰帝最希望看到的恐怕还是太平军和湘军狗咬狗，最终两败俱伤，而朝廷可以坐收渔利。六年了，曾氏一直挂着个钦差大臣的虚衔，率军饷奇缺的湘军在长江两岸同太平军进行残忍的拉锯战，每每陷入呼天不应的绝境。朝廷以至各地总督、巡抚对他们是“急则招之，缓则厌之”，一直冷眼旁观的王闿运觉得这样下去对朝廷也不利，如果湘军被太平军彻底收拾了，或者曾国藩突然心灰意冷不干了，你算盘打得再精反算了卿卿性命，在他的策划下，“肃门湖南六子”联名向肃顺建议：奏请皇帝将东南军政大权实实在在地授予曾国藩。
这是王闿运一生中又一次成功的策划，他从纵橫术的角度说出了天下大势，不是没有人提出个这样的主张，但还没有人说出如此足够的理由，肃顺听了，惊出一身冷汗，经他向咸丰帝一番转述，轮到咸丰帝也惊出了一身冷开，很快就下旨让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督办江南军务，这也是曾国藩第一次得到朝廷实质性的任命。不知道曾国藩该有多高兴，但这个人从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而对于一门心思想做帝王师的王闿运，对这次关乎天下存亡的的成功策划，也许要远比“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高兴。
肃府岁月给王闿运带来一生的荣耀。有这样一件事，一直到王闿运已成老翁后还与弟子津律乐道。一次，升任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干进京述职，特地到肃府奉送五十两银子的“炭敬”，恰好王闿运正邀集一帮文人诗酒宴饮，肃顺让徐宗干把这个“炭敬”转赠给王先生。这真是给足了王先生的面子，这王先生是何方神圣，竟可以惊动一个官居副省级的布政使（从二品）来孝敬他？而这样五十两银子无疑会给文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虛荣，也难怪这件事让王闿运津津乐道了一辈子。
虚荣心谁都有，但王闿运是很想为肃顺也为朝廷干点实实实在在的事的。其时沙俄又犯我东北边境，如果能够效法汉臣张骞去建一番和戎的奇功，也未必不是一个“正途”。王闿运毛遂自荐要当张骞，肃顺却“笑而不答”。这里边的潜台词就丰富了。肃顺缘何不给他这样一个机会？说到底，古今王公贵族养士，就如西方贵妇人养几个小白脸的哲人或文人，代表了上层社会的趣味。可以这样说，肃顺养着“湖南举人王闿运”也只是延续了历代主子养士的传统，他很赏识王闿运的文才，他可以给你恩宠，给你荣誉，甚至也可能听你支支招，但未必真的会给你实权，也未必真的就相信你一个寒酸文人能干什么大事。而他让王闿运干的，最多也就是草拟一下公文奏章。他怎么会把这样的国家大事交给你呢？王闿运没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似乎有些沮丧，有些愠怒，还有些窝囊，不久，便暂离京师，做客山东巡抚幕府。之后一二年，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归京畿，或回长沙，遨游于公卿文友之间，像个行踪漂泊不定的散仙。一次王闿运回京，肃顺慷慨馈赠他一瓶俄国高级伏特加酒。这一出耐人寻味，未让你出使俄国，却让你品尝一下俄罗斯美酒。很少有人透彻领会其中的含义，或许原本也没有什么含义。
机会并非没有，王闿运一生中甚至曾经有过一个向最高权力靠近的绝好机会，他替肃顺草拟的一封奏章竟然引起了咸丰帝的叹赏。咸丰问是谁的手笔，肃顺说是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问，何不令仕？肃顺说，此人非衣貂不肯仕。咸丰说，可以赏貂。“翰林得衣貂”，这是清廷典章，天子赏貂，也就是慷慨赏给王闿运一个翰林了。王闿运以“副车”而赏翰林，是大大的破格提拔了，而且是天子御口钦赐，难道还不是“正途”吗？可这个“湖南举人王闿运”非但没有受宠若惊，反而“嫌以幸门进，不出也。”他想要的不是赏赐和恩赐，还是想走正途，在他眼里，这样的正途甚至高过皇上的圣旨。要真正读懂王闿运，这个细节很重要，通过这样一件事，你也可以更加清楚地发现这是一个正统与叛逆这两种性格都很突出的人。你说他循规蹈矩，他可以不受天子召唤而诏征不出，你说他叛逆，他又虔诚地恪守他心中的正途和体统，这就是王闿运，一个最典型也最矛盾的湖南人，与其说是狭隘的忠君，弗如说是认一个死理，否则你就无法解释，王闿运那看似充满矛盾却又执拗决绝地把一条道走至走到黑的一生。（未完待续）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