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余高咏满江山（三）：
帝师之梦
文/陈启文
三
在日夜苦练纵横之术的同时，王闿运也日夜研判湘军和太平军的战情。尽管他是战场上的逃兵，然而血火战场又是他研判纵横之术的依据。终于，他有些坐不住了，又想要去前线施展身手。或许对于他，这也是另一条正途，而所谓正途，对于历世中国士人，除了科考，就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当他再次奔赴湘军大营，这一次身份自不比上次，他既是来自军机大臣府的高参，又给曾氏帮了那么大的一个忙。那举手投足之间也就显出几分举足轻重了。但这个人总是这样不走运，当他怀揣着满脑子的“廓清东南”的大计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安徽祁门，湘军又陷入太平军的重围，曾国藩率部左冲右突，怎么也杀不开一条血路，他连遗书都写好了。王闿运没想到自己大老远赶来竟是为倒霉的曾国藩陪葬。军中一片末日来临的肃杀，耳边有寒风猎猎作响。有个叫程桓生的幕客袖着两只手，见了谁就问“死在一堆如何”？王闿运感到一股古怪的颤栗像寒冷一样从脚底升起，又想溜之大吉了。好在以嗜血而闻名的曾剃头也并不强求大伙儿都“死在一堆”，还特别开恩，“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曾国藩无处不用心机，这其实又是他的一个高招，与其说是仁慈的放行，不如说是残忍的激将，湖湘子弟原本多血勇之士，听了这道命令，众袍泽反倒铁了心的要死在一堆了。但王闿运不想就这么死掉了，他还年轻，他还有太多的抱负没来得及施展。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他手捧一卷《汉书》作聚精会神状，心里却打着如何开溜的小鼓。他不知道，离他不远处的中军帐内，曾国藩那双难以捉摸的、诡诈的三角眼正在偷窥他，而且一眼就窥见了他内心的慌乱，“壬秋差不多要走了。”曾国藩拈须微笑道。老曾料事如神，王闿运还真的又一次溜走了。
同王闿运相比，曾国藩无疑是更像湖南人的湖南人，他有湖南蛮子的血性，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但也在失败中迅速完成了一个文人向一个统兵大将的转型。后世有人评说：“湘籍儒生转型为武人的殊举无疑已成为湘人心理内聚的精神象征和符号。从此以后，狂热崇拜类似于白手起家式的新型政治偶像。”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偶像，但王闿运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型，一辈子都是个文人，却又“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这也是他沦为悲剧人物的症结。做统兵大将，他可能连想也没想过，他梦寐以求的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帝王师，国师爷。为了这个梦，他甚至有些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咸丰十年，春夏之交，战场形势终于发生逆转，曾国藩也拥有了更大的权势，王闿运又一次厚着脸皮来投奔他。据曾氏的日记，王闿运于这年六月初十日开始，在祁门大营勾留两个多月，这两个湖南人促膝深谈达十多次。不难猜测，这谈话的主题，王闿运一是要向曾氏推销自己，再就是推销自己关于天下存亡与兴废的大策，主旋律无非还是他的帝王之学与纵横之术。实在说，曾氏是极善于发现人才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幕府里就有“三圣七贤”之名，包括早年和他积怨颇深的左宗棠，他也是三顾茅庐请出来了又放手去用的，但奇怪的是，王闿运这样一个湖湘大才子软磨硬泡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愣是没把自己推销出去。
曾氏到底为何不用王闿运？这是一个谜。王闿运少时就“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时或偶兴笔底风云，布阵排兵，大过纸上用兵之瘾，一生常仿先秦纵横怪杰，还曾经演绎出一个“纵横定理”，以救亡拨乱的隐者高人自诩，演韬谋而落拓不羁于公卿之间，却屡遭冷遇。按说，王闿运虽说在危急关头当了两次可耻的逃兵，但也实在帮过曾国藩两次大忙，一次是促成肃顺奏请皇帝将东南军政大权授予曾国藩；一次是曾氏湖口惨败，王闿运提出湘军不如回师武汉，沿江东下，直取金陵之策，被国藩采纳，并由此“见重于曾氏”。但令人备感蹊跷的是，曾氏的对他的评价却是“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但问题又不致如此简单。百余年来，一直有人猜测背后可能有更为隐秘的缘故，据王门高足杨度之弟杨钧《草堂之灵》记：“湘绮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氏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国藩到底觉得王闿运“谬”在何处？据说是“劝曾国藩南面称帝与咸丰并为二王”。
尽管被曾国藩给了王氏满案皆“谬”的定论，但他似乎并未死心，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尝至江宁谒国藩，国藩未报而招之饮，闿运笑曰：‘相国以为我哺啜来乎？’”这笑语后面暗藏了几多的苦涩，他远道而来，当然不是来要饭的，而是来畅论天下大势、继续推销他的帝王之学和纵横之术的。于是，这两个湖南人的“隆中对”又有了另外一种版本：王闿运认为太平天国既已巢灭，而清廷也已大伤元气，此时曾氏应利用天下重望，麾军北上，效明太祖建立一个汉人的帝国。或许，在王氏眼里，这也是一种“正途”，他忠于的不是某个帝王、某个王朝，而有更广义的内涵。在他看来，“道”之变迁常取其乱世权变之意，但对于这样的权变之说，曾氏却一语不发。王闿运“即束装行，国藩追谢之，不及也。”后来，收招桌椅的下人发现，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妄人”二字。
这两种版本都很传奇，但似又经不住逻辑推理。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众说纷纭又扑朔迷离，神秘或是因为遮蔽，王曾之间肯定有什么东西被遮蔽了。我倒觉得，他们的交往决不会这样草草收场，还应该有更精彩的发生方式。
回到1861年,一个偶然又或许早已预谋的事件发生，这甚至是大清帝国真正全面走向衰败和混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咸丰帝病死热河，慈禧勾结恭亲王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顾命大臣肃顺，开启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垂帘听政。事发前，王闿运其时正在山东，得肃顺书，他日夜兼程地赶往北京。然而像王闿运这样一个幕府宾客，就是赶到京师又能干什么呢，他能够救出肃顺吗？他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吗？他不能，但他想到了曾国藩，赶紧致书，请他以柱国重臣的身份“麾师北上”，配合顾命八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同治，同时“声明祖制”，妇人不得干政。如果真是这样，王闿运劝曾国藩麾师北上应该确有其事，这也符合王闿运的逻辑，他想要捍卫的是天下体统，而慈禧太后以非常手段而获得的不仅只是最高权力，而是对这种既定秩序的颠覆。应该说，这可能是比较接近真相的一个版本。
但说到底，王闿运毕竟是书生，书生之言，在极端务实的曾氏眼里，大抵是虚妄之言，不具有任何实用的、可以实施的意义，但他好像还是愿意听一听。他至少摆出了一个愿意倾听的姿态。曾国藩一生，阴郁，狡狯，以至于他一生的行状都难以转述和概括。他不是王闿运。他比王闿运更知道自己。诚然，作为湘军统帅，他的一个不经意的戏码就可绷紧大清帝国的神经，但他是否真有能力也有实力重新构建一个帝国的政治框架？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历史性抉择，自释兵权，解除武装，做了为大清帝国补天的重臣和忠臣。历史早已写定，很难说曾国藩的选择是最佳的选择，也很难说王闿运就完全错了。所谓对错，只是后世对历史可能性的各种猜测和想象。两个月后，慈禧政变成功，肃顺等人全军覆灭，王闿运徒呼奈何，而对于坐视不管的曾国藩，他也只能“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这甚至是王闿运一生最痛彻肺腑的恨憾。
是非成败转头空，肃顺一死，王闿运的一生仿佛都失去了意义。至少在现实政治的框架下，他想成为帝王师的梦想破灭了。其时，慈禧正在诛杀“肃顺余党”，王闿运随时都有被诛杀的可能，侥幸的是，命运留给了“湖南举人王闿运”一次机会，还没等他赶到京师，就听到了肃顺的死讯，“闻其诛，临河而止”，只有以长歌当哭了：“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在王闿运的一生中，肃顺都是他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晚年，一夜他为客人吟诵此诗，说肃顺事，“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涔涔下。他还把卖文所获数千金，偷偷送到肃顺家，抚恤其妻子。后世评说“闿运诙诡多智数，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但仅仅把这视为王闿运对情义的看重，我以为还低估了这个人的境界，肃顺在他心里，或许具有正统的、基本教义的象征性意义。而曾氏却注定不能成为王闿运命中的贵人。王闿运和曾国藩的交往，既有他们的时代和他们之间存在着的无法解脱的联系，又有擦肩而过的宿命，无论从性情、志趣还是他们的抱负上看，他们都不可能运行在那个时代的同一主轴上。
直到曾国藩逝世，王闿运依旧耿耿于怀，他应景送了副意味深长的挽联：“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限礼堂书。”此联写得意味深长，寓贬于褒，上联讥其无相业，下联讥其无著述。王闿运此时看曾氏一生，似乎是用大历史观来看的，他认为曾国藩一生内心悲苦凄凉，“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补”。相传，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看了大骂王闿运“诚妄人而已矣”，并把此联当即撕毁。（未完待续）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