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余高咏满江山（四）：
湖湘名士
文/陈启文
四
王闿运一生都想把“正途”走通，但数次会试都是铩羽而归，想要扮演诸葛亮式的帝王师，献文韬武略，又“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也让王闿运一生寻求的正途变成了死穴。在现实意义上说，王闿运和王船山一样，都是彻底的失败者。
没有这样的失败，也成就不了一个在湖湘文化中迸发出奇异光辉的王闿运。
湖湘文化从王夫之开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它将尽可能直接地完成它在现实中的转化和行动，这让它绕开了许多复杂的纠葛和细节，它并不强调在学理上的说服力和纯净度，现实中的行动能力就是它的唯一理想。诚如有人说，由于对经世致用的过分强调，使得湖湘文化几乎没有脱离经世而用的纯粹学问，湘军中如左宗棠等甚至说那些一个门心思埋首于典籍的学者还不如“乡里粗才”。在他们眼里，百无一用是书生，学而不用，等于学而无用。这也让近现代湖湘文化始终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湖湘子弟无不充满了全身心入世和救世的激情，“而达至纯粹学问之至高境界者寥若晨星”。王夫之和王闿运能成为湘人中的大儒，不是他们想要成为纯粹的学者，说穿了，与他们一直无法进入权力中心、一直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出路、一直被动地处于边缘人的地位有极大的关系。
应该承认，在学理和学养的层次上，王闿运还远远没有王夫之那样的高度和纯粹，缺少那种深思熟虑又难以言说的境界。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奇妙独特之处，可谓开同光以来的一代学风，其时国中学者皆承乾嘉以来川诂名物之学，习注疏，为文章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辨，掇拾丛残，而不知修辞为何事。而王闿运的及时出现有如拨云见日，他指出“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辞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必其灿著者也。”为辑《八代文粹》，王闿运“广甄往籍，归之淳雅。”人道其狂妄也罢，虚妄也罢，做学问，他是下了扎实功夫的。
又，湖湘之学，向以朱熹性理大意为治学正宗，但王闿运对朱圣人却是不买账的，他嘲笑朱氏的《性理大全》为“兔园册子”，甚至宣称“平昔不攻宋学......凡所著述未涉唐后”。有学者分析，王闿运把玩儒家自治一义时大发庄子逍遥之旨，不但不阐发儒者于乱世间应中绳规矩之传统礼论，反而嘲笑其为自苦之道，他说“圣道”之意让朽儒们搞得很狭窄，理学中“主敬存诚”的意思太压抑人，所以儒家皆是“猖介之人”，活得太累。他奚落苦谏纣王的箕子比干是“役人之役，厮养之才”，认为其境遇随王者的兴衰共沾其荣辱，是太不自立的表现。——这是他最大胆的也争议最大的论点，王闿运不买朱熹的账，更多人则不买王闿运的账，但王闿运极大地拓展了王船山之后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获得了更多内在的精神自由，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光绪五年（1879），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出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一待就是九年，他用九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宾客幕僚向一个学者的转型，同时也开始体现他作为学者的尊贵形象。在经学上，他提出了“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为贵”；在文学上他提出“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然欲取裁于古，当先渐渍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他在成都讲学九年，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蜀中弟子，也开一代学风，号曰“蜀学”。
从蜀中回湘时，王闿运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人了，他辗转于湘中各学府开坛授徒，先后担纲长沙思贤讲舍主讲，衡州船山学院山长，维新时期还担任过江西大学堂总教习。“为学之不厌，诲人之不倦”，门下著名弟子就有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中他的学生就有两个。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很多达官贵胄都慕名来访，但他更看重的还是后生。他有一句名言：“位高而齿尊者，菁华已竭，不如后生可畏也。”在湘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张正阳的铁匠，好读书，喜吟诗作对，一个夜晚他看见桃花盛开，而月色绮映，忽然吟出几句诗：“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有人见他写出了这样的好诗，赞其诗有孟郊之风，但如果没有王闿运的指引，很难成名。张铁匠去王府造访时，是个大雪天，他戴着斗笠穿着木屐，一身单衣去登门投卷门人看见他这落魄相，不肯禀报。张铁匠大喊：“我以诗谒王先生，难道不让我见一见吗？”恰好王闿运正设筵宴招待县令，还请了几位缙绅先生作陪。门人把张铁匠的诗卷递上来，王闿运读了，惊问：“我们县里还有这样的诗人啊？”他赶紧把泥淖满身的张铁匠请上座，满座宾客，一个个貂狐裘丽，生怕张铁匠把他们身上弄脏了，而王闿运却对这铁匠格外看重。后来，在王闿运的悉心指教下，张铁匠“补诸生，通三礼”，还撰有《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等著述，王闿运叹其“为前人所未发也”，这张铁匠竟然填补了几项学术空白。
除了在经学、文学上的贡献，王闿运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被郭嵩焘称之为“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的《湘军志》。光绪元年，为旌节“湘军之功烈”，“垂乡邦之荣誉”，由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面，邀王闿运主修《湘军志》。王闿运深感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据说，王闿运在掌握大量的史实后，先列出提纲，请曾大帅过目。曾氏看罢，要他“为尊者讳”，“省下几处给我抹黑的地方”，并愿以万金相谢。但王闿运就像当年谢绝肃顺出资为他捐官一样的坚决拒绝了。今天传世的《湘军志》，叙曾国藩之起湘军及戡定太平军本末，除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湘军的屡战屡败，对曾国荃攻破江宁后的纵军掳掠抢劫，对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都是毫不隐讳的秉笔直书。很多湘军将领原本想借助“文章雍容”的王闿运的来为他们歌功颂德，没想到王闿运却将他们的伤疤和隐私暴露无遗，认为王闿运写的是一部“谤书”。曾国荃读之而愤，质问王闿运:“皆君故人，何故刻画之？”毁其板。对此，王闿运倒是一点也不生气，笑语人曰：“不知文之人不可与言文。”像曾国荃这样文墨不通的人，你去跟他计较有什么用呢。
而对这部奇书，他自诩有《史记》笔法，其水准尤不让于《三国志》、《后汉书》。这倒不是大言不惭，《湘军志》的确是如林诸史中的一部难得的信史。（未完待续）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