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老的风景（二）：湖南少年歌
文/陈启文
三
山塘湾的湘绮楼我已去看过，那的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杨度在王闿运门下苦学了三年，一字一行地读着老祖宗留下的文字，四书，五经，六艺，无所不学，又融会贯通。我真羡慕那一代人打下的深厚的国学功底，不懂得国学，又怎么懂得真正的中国。
在众多的学问中，最让杨度入迷的，还是王氏的帝王之学和纵横之术。光绪十八年（1892），十八岁的杨度怀着恩师做一个帝王师的未竟之梦，很顺利就考取秀才，第二年又中顺天府乡试举人。这千古士人走近帝王的一条捷径，在血气方刚的杨度脚下一路青云。然而，在接下来的甲午科、乙未科两场会试中，他像他的老师王闿运一样，开始尝到屡屡落第的那种坠落之感，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摔下来，那种失重和挫败的滋味，让他有些找不着北了。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毕竟年轻，血还是热的，他也没头没脑地掺和了进去。这让他有幸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这都是中国日后的大人物。但那时候一个青年到底该要跟着哪一个人走，则是要等到很久的后来才能知道的。杨度现在还不可能走得太远，在短暂的闹腾过后，他又回来了。
一头雾水的杨度，一回到这湘水之滨的湘绮楼似乎就清醒了许多。尽管他对湘绮老人的帝王之学还是痴迷不改，但他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变得多了些层次，也多了些焦虑。他开始被许多种力量所支配，而且是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戊戌变法，不管整个中国有无根本性的改变，毕竟新政已在各地开始试验。长沙开办时务学堂，杨度成了这里的第一批学生，讲课的是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同窗中有蔡锷、刘揆一、杨度，这都是当下或未来的风云际会的人物。很快，又兴起了出国留学热，谁都想看看外面那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世界到底有多大。杨度不顾湘绮老人的反复劝阻，瞒着他，自费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
在这里，杨度和同年出生的湖南长沙人黄兴相遇了，他俩成了同班同学。新思潮冲击着黄兴这样的热血青年，杨度也不是冷血动物，这是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段时间，或许也是他们人生路上重叠的一段路程，他们共同携手主持湖南同乡会会刊《游学译编》，一份思想新锐充满了救世激情的杂志。那时候，杨度见了谁都想辩论，甚至比黄兴表现得还要勇猛。就在这一届师范速成班的结业典礼上，傲慢无礼的日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和留日中国学生的言论，杨度与其当场进行了一场交锋，关于国民性，关于教育问题，这一场力量悬殊的论争最终竟变成了湖南师范生杨度一个人的勇敢而激烈的雄辩。杨度也一下从众多中国留日学生突显了出来，而且一一下子突显得棱角分明。只是，杨度不知道，也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与嘉纳治五郎发生这场白刃战一样的交锋时，另个叫黄克强的湖南师范生已经开始用中国人早已发明的火药开始试制烈性炸弹。
这两个同路人在一条重叠的道路上走过之后，注定要分道扬镳了。杨度从日本回国后，要说他运气还真不错，恰逢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杨度很顺利就被保荐入京参加特科进士考试，这一次他考得非常好，初取一等二名。如果不出意外，他离皇帝已经很近很近了。当然，还有人比他更近，这次科考的一等一名梁土诒。此人后来当上了北洋政府的财长，也成了杨度的同事和政敌。但在此时，杨度却注定不能跟着他一起走运，而是要跟着此人一起倒霉，倒大霉了。此事说起来实在荒唐，问题竟然出在梁士诒这个名字上，他这名字恰好是“梁头康尾”，所谓“梁头”，是因为梁启超姓梁，他也姓梁；所谓“康尾”，是因为康有为又名祖诒，而他的名字后面也是个“诒”字。而那时康、梁正被慈禧太后恨得咬牙切齿，结果这个高中一等一名的“新科状元”只怪他爹妈从小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就被除名，真乃千古奇冤！按说，第一名革掉了功名，该轮到杨度位列榜首了，谁知老太后又把湖南人给恨上了，湖南师范生在日期间就放肆攻击老太后，从唐才常、谭嗣同到黄兴、陈天华、蔡锷，个个头上都长着犄角反骨，这个杨度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连他的这次考试策论中都有对朝廷不满的言论，说不定他就是唐才常同党！天可怜见，杨度不同梁士诒一起被除名，还受到了朝廷的通缉。这也是杨度平生第一次受到通缉，没成想这样一次高中不但没接到高中探花郎的捷报，反只能背着一身莫名大罪逃回老家。惊魂未定，他娶了湘潭中路铺黄氏女子为妻，或是为了冲喜，或是为了压惊。
中国人的大喜事，一是洞房花烛夜，一是金榜题名时。可怜杨度，也算有了一喜。
然而作为朝廷钦犯，这洞房花烛夜也只能在惊恐中度过。他只有走。
四
婚后不久，他便再赴东京。是时，他的弟弟杨钧和妹妹杨庄，作为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早些时候也赴日留学。杨氏一门三兄妹留学东瀛，传为一时佳话。
二度赴日，杨度从学师范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这次转学，也是杨度一生中的一次重要转身，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各种选项中，他选择了宪政救国，应该说，这是比较清醒的一种选择。这次转学也让他和汪精卫成了同窗，但和汪精卫热衷于政治革命不同，他以当年苦读帝王之术的方式，摇头扑在各国的宪政和法学典籍上，他的记忆力原本惊人，脑子里很快装满了各种宪政版本。他可能是第一个对各国宪政有深入研究的中国人，甚至是中国最早的、最卓越的宪政专家之一。对宪政的研究也让他逐渐归于理性。那时，旅日中国学子无不充满了救世的热情，然而到底怎样才能救中国，为着同一个目的，却要走完全相异的道路。决绝如孙中山、黄兴等激进的革命派，选择的是推翻帝制，切断一个古老帝国的退路，在死中求生；温和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力主在保持清廷、清帝的现有体制框架下，进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渐变式变革。杨度可以算是宪政派的代表，他其实和维新派有不谋而合之处，但他不介入派系论争，只主张宪政，但究其核心意图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由于他采取了中立的、不介入的态度，反而让他赢得了更广泛的人缘。方面他和梁启超成了异国漂泊中的知己，“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一方面他又与许多革命派干将也是铁哥们儿，譬如蔡锷在留日期间就“与杨度最善”,每逢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杨度这左右逢源又立场鲜明的风格和性格,使他成了一个被各方面都乐于接受的人，他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
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可以算是这两个人在不同路上一次交会或邂逅。杨度读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深深地被震撼了，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眼睁睁地看着倭寇与列强虎视眈眈，把魔爪一次次伸向中国，把一个古老的中央帝国一块地撕裂，瓜分，那种压抑的悲愤和澎湃的激情如惊涛骇浪撞击胸膛，他一口气写出了荡气回肠的《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土”，直至发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绝望呼号。这一首硬朗、直接、血气逼人的歌，抒发出了湖湘儿女生命中最动人的力量，也让湖南人的热血奔腾了一百年。那时最绝望的是湖南人，最活跃的也是湖南人。把眼光再拉开一点，一百余年来，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杨度，再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罗荣桓、贺龙，还有胡耀邦、朱镕基，这无数湖湘儿女中涌现出的一个个璀璨夺目的名字，如泰山北斗，都在各自的属于自己的时空充满激情地演出自己。他们创造着中国近现代史，把握着中国的政治军事命脉的走向，甚至每一个时代的信号，都要通过他们的手去显示。也难怪他的恩师王闿运曾出此狂言：“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而已。”谭嗣同也说过：“一鄙一莫或无湘人之踪。”至今，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血脉中豪迈地涌动的那种身为湘人的激情与自豪。
杨度为湖南人写了一首歌，由他作词一曲《黄河》，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凯歌：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然而，这个充满激情而笑傲江湖的湖南人杨度，却和几乎所有的湖南人相反，坚决反对那种激烈反抗式的暴力革命。为此，他和孙中山在东京就中国革命问题曾发生过多次激烈辩论，据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的零星记载，“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激烈辩论的双方都是纯洁而崇高的理想主义者，无论选择怎样的救国方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人格。他们也都敞开了胸怀，显示出来政治家的气度和风格。这和湘绮老人“诙诡多智数”的帝王之术已不能同日而语。有一件事显示出了杨度的胸襟，他如此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但他又将自己的老乡老同学黄兴推荐给了孙中山，最终促成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结盟，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反抗力量。但孙中山力邀他加盟时，他又拒绝了。但两人最后握手盟誓，愿各行其是，“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可见，虽说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在救国的宗旨上两人是殊途同归的，也是高度默契的。杨度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之路，他无疑也渴望最终取得成功的是自己，但他并不缺少一种只属于政治家和理想主义者的辽阔的视野和襟怀，他冷峻也庄严地等待着任何一种可能的结果出现。
但前行的道路不可能像这样理性地分岔，一旦接触现实中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对决。当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指斥清国人“放纵卑劣”时，在留日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和日本人对着干，他们要取缔留日学生，咱们就自办学校；一派理性比较务实，与其以鸡蛋去碰石头，不若暂时忍让，在妥协中斡旋。这关头，湖南人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们身上那种烈性的血，陈天华以愤然蹈海的决绝方式把争议不休的两种力量推到了一个谁都不愿看到谁都被深深震撼的悲剧的极端。尽管杨度也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了抗议书，但在悲剧发生后，他仍被很多人指责软弱、无能、办事不力。一夜之间，他就从一个最有人缘的人成了一个众矢之的，无论哪一方，哪一派，都指着他的脊梁骨骂。不过，这还只是他后来成为天下公敌的一种不祥预兆。
又或许是王闿运密授的纵横之术一直在杨度身上起作用，同谭嗣同、黄兴这类烈性的湖南人相比，他不具备他们身上的那种伟力，但他比较懂得借力，善于在各种力量中穿梭。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达到目的。有时候，这样一个人甚至又是不可替代的。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又逢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留美、留日学生向当局请愿，力主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这时候杨度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却没有卷入抗议潮，而是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官绅筹款自办，而他的一篇《粤汉铁路议》，既力陈废约自办，又具有务实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这比那些情绪激昂的空洞口号更能打动张之洞这样的实权派，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中美粤汉铁路完全按杨度的主张收回自办，而这一次在现有体制下的成功运作，又一次让湖南人杨度声名大振。他以合作的方式，取得了以对抗的方式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而杨度选择君主立宪这条救国之路，或许是他早已窥探到在多种选项中这可能是清廷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选项，是朝野达成成合作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历史也似乎正朝他的预想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派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使欧、美、日，考察各国宪政，熊希龄亲自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起草宪政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报告呈送清廷后不久，清政府便下诏预备立宪，这次似乎要动真格了。杨度也开始在舆论上推波助澜，他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一时间，以杨度为代表的宪政派喉舌《中国新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喉舌《新民丛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喉舌《民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杨度还相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未完待续）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