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老的风景（三）：追随袁世凯
文/陈启文
五
要把杨度这个人逐渐看清楚，还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从日本回国之后，他一生酝酿已久的重头戏在之后的数年里开始上演。这年十月，他伯父杨瑞生逝世。杨度对这个把自己抚养成人又给杨氏家族带来了无限荣耀的伯父的感情至深：“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从这副挽联可以看出国家的命运是他几乎每天都要挂在心上的，不管这个人以后会干出什么，你都应该相信，这是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此生最想报效的，一是伯父，一是祖国，而这许多年来的漂泊与怅望，遭遇与现实，却让他想尽孝而不能、想报国而无门。
现在，至少，他觉得，这扇一直对他紧闭的大门正被一双无形之手沉重推开，他也终于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年底，在他的极力推动下，湖南宪政公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并亲自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络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很快，他就被袁世凯、张之洞等柱国重臣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联合保荐，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又是在袁世凯的悉心安排下，他开始在风光旖旎的颐和园为满朝王公大臣开设了宪法讲座，讲授法律常识。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帝王之师吗？那时候，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大多出于杨度之手，在宣统三年（1911）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还入阁为统计局长。他几乎成了清国宪政的第一智囊。
杨度对袁世凯无疑是深怀知遇之恩的，而袁世凯在满朝文武中那种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能力，又让他格外崇拜。眼看着龙椅上那个哭闹不休的小皇帝，杨度难免突发奇想，这把椅子如果让袁世凯来坐，这个国家不就有指望了吗？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苦苦寻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应该成为这样的“帝王”之师。为了这样一个切实的指望，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冒死论救而拒不草诏。当袁世凯被遣返安阳原籍，他一路追随到袁世凯的老家，甘愿为已经隐退的袁世凯充当幕僚。应该说，他是有眼光的，当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果然又有了出头之日，清廷在危机中再次起用了袁世凯，而他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南北调停中斡旋，为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又从临时变为正式大总统竭尽全力。
无疑，他心中的那个念头更强烈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1912年秋天，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看来，黄兴和国民党还是太不了解杨度了，那时候杨度早就开始另一种盘算了，只是时机未到。迨到1914年，他悍然下令解散国会。杨度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一个没有国会监督的总统，意味着什么？宪政专家杨度比谁都清楚，几乎就在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的同时，他便呈上了《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这就是杨度做了大半生的梦，我相信，这也是他的肺腑之言。帝国的疆域如此空旷，博大而深邃的帝宫，不能空在那里。龙椅上，应该有端坐的帝王。他要让一个民族重新学会神圣而虔诚的跪拜，重新学会优雅的礼仪，重新找到一种从胸腔里发声的方式。啊，万岁！
至此，我们才发现，一个叫杨度的人在多年的历练与思考之中持续开拓的思想疆域，最终还是落实在“帝王之师”这个根深蒂固的核心念头上。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我甚至觉得这一点非常关键，杨度想要成为的帝王之师和他恩师王闿运想要成为的帝王之师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王闿运渴望出现的帝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经典意义上的好皇帝，如唐宗宋祖之类，恪守的还是亘古未变的道统、体统，而杨度想要的帝王必须“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这种政治建构源于日本明治维新，但又和维新派试图架空皇帝、把君主变得徒具象征意义的做法也有很大的区别，说穿了，他就是想在威权、集权之下实行“依法治国”，他认为这是最适合中国特色的救国、强国、富国之路，否则“终归于亡国而已”。把杨度的这些想法以及他的拥袁称帝仅仅看成一幕荒诞的恶作剧是过于简单了，杨度所最担心的，事实上也是无数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土最担心的，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事实上也一直是许多救国者的一个巨大心理负担。当你试图推翻一个阻碍历史的政权，对于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你都不能不考虑它将要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强大震荡和惨烈代价。如何把这些代价降到最低点，又能建构起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是杨度以及无数民族精英苦苦追寻的目标。杨度的目标其实早已选定，只是还没有具体到人。而现在，这个人就在眼前，袁世凯。
杨度的一番高论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在得到袁世凯的首肯和暗示之后，杨度便与严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筹安会，并被推举为理事长，开始为袁世凯称帝进行程序和舆论上的准备，筹安会还编写了《国贼孙文》、《无耻黄兴》之类的讨伐之书，充满了我们后来特别熟悉的那种杀气腾腾的“大批判”和浓烈的火药味。不过，骂归骂，杨度对自己的老乡和老同学黄兴还是有些惺惺相惜的，尤其是黄兴的英年早逝让他非常悲恸，他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弛，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还有一联：“居恒抵掌论英雄，成功不喜，事败勿忧，静览九州，公真健者；乡国惊心数人物，湘绮先亡，松坡后死，抚怀千古，备有生平。”在杨度看来，他俩虽然政见“政见分驰”，却是肝胆相照的挚友。我想，这并非杨度的自欺欺人。
终于，这年底，袁世凯穿着一身汉服不像汉服、马褂不像马褂的奇怪服饰隆重登基了，这无疑是杨度一生中最亢奋的时刻，他写了一副集古今中外圣祖明君于一体的，又不伦不类的贺联：“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恍亲见汉高光，唐贞观，明洪武；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将继美俄彼德，日明治，德威廉。”可惜，朝靴太高，台阶太高，这位如范进中举一样的帝王之师在通往登基大典的红地毯上每走一步都要摇晃。一路摇晃。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荒诞也最滑稽的一幕，却偏偏要以最隆重的方式上演。这种强烈的反差，或许只有袁世凯和杨度这两个最具智力的当局者没有感觉到。当局者迷啊。袁世凯的野心虽然已经超越了一个共和国为他能提供的最高政治舞台,但他显然还是高估了自己同历史的车轮对抗所需要的那种实力，结果轻易地被打回原形。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以身为湘人而备感骄傲的杨度在他的家乡被骂为“汉奸”、卖国贼，筹安会成了遭国人唾骂的“臭安会”，不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帝制，连维新派的梁启超、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也深为不满，欧美列强亦不断对袁世凯发出警告。袁世凯坐在那把龙椅上，直如架在火炉上烤，登基没几天，蔡锷就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可怜中华帝国的开国皇帝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他这个王朝在历史上注定也算不上一个王朝，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
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南方那个一辈子想当“帝王之师”、一辈子研究帝王之术的王闿运刚好也活了八十三岁。死前，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上顿骂耳。”王闿运对这位得意门生的指摘，倒不是反对他恢复帝制，而是从正统的帝制立场出发。王闿运崇尚的是原教旨主义的“帝王之学”，是古代策士运用智谋纵横捭阖以侍奉君主、建功留名的学问。这是真传。但杨度试图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想“以宪政学为表、以帝王学为里”，辅佐君主完成立宪大业，这只能说是帝王之学的现代版。王闿运对他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的做法感到愚蠢，实在太愚蠢，王氏说：“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说白了，既然搞帝制，还搞什么民主呢？太“憨直”，死脑筋！而这恰好也是杨度和老师最大的不同，同老师的“诙诡多智数”相比，他不是智者，他是一个倔汉子，无论干什么，他都会把一件事干到彻底的程度。一根筋。王闿运还曾将杨度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虑不周，急于求成。而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这当然只是湘绮老人在生命最后的一相情愿的假设。历史不可能按照他的这个假设走。当杨度被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时，蔡锷得虽以揭竿护国而功成名就，可惜功成而染重疴，天不假年，只活了三十六岁。但他在遗嘱中没忘了杨度这个老朋友，他比梁启超对杨度的评价要公正得多，“湘人杨度，曩倡《君宪牧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这是真正的知己之言，杨度拥袁称帝不是为了“攀附尊荣”的一己私念，还是想依靠袁世凯的力量“以行其志”，说到底，杨度还是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才是真正的知己啊。而蔡锷的早逝也让杨度很悲伤：“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反思那八十三天，杨度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实在的“尊荣”，尽管袁世凯为他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又尽管他为袁出力最多，但他仅被授以勋四位和参政院参政等闲职。于此可见，袁世凯其实并不像杨度信任他一样信任杨度，他还骂杨度是“蒋干”, 临终前，他还在大呼“杨度误我！”到底谁误了谁呢？出丧时，杨度为袁世凯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挂于灵棚，明为吊唁，实为申辩：“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杨度为袁世凯写的挽联，还有几幅，似乎想要说清楚些什么，却又很难说清楚。他也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他已为一个帝国倾尽心血和词汇，夫复何言？
那时候，常在深夜里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像诗歌，更像偈语。（未完待续）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