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老的风景（四）：旷世逸才
文/陈启文
六
帝国崩溃，民国光复，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位列第一名。
他感到最对不起的还是自己的恩师王闿运，“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王闿运逝世时，他正在逃亡中，惶惶若丧家之犬，落到这步田地，他很悲伤，很沮丧，很惭愧，其实也不是他没把老师的本事学到手，他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而且他的君主立宪制，也可能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条路，可就是走不通啊。
杨度心灰意冷，一度遁入空门。当他意识到自己无力拯救一个国家时，便退而拯救自己。他一边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避难，一边闭门学佛学佛参禅，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心语。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参加。这次张勋打错了算盘，杨度毫不犹豫就拒绝出山，他还通电张勋、康有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可见他的绝望与决绝。而以这样一种心境悟道，有时候还真有大觉悟，譬如，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在佛教界第一次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在济南，他对珍珠泉大发感慨：“随地涌泉源，对澄澈一泓，莫使纤尘滓渊鉴；隔城看山色，祈庄严千佛，广施法雨惠苍生。”然而，这个一身毛病、吸鸦片也染风尘的“虎禅师”真的能够立地成佛吗？“风雨送春，落花有恨；蹉跎怜我，报国无门。”这是他为风尘知己远春题写的墓联，人间多少事，他到底还是放不下啊。
更让绝望的是，他的预感正在时间中逐渐被验证，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不但没有让国人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也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期望中的任何好处。相反，却只制造出了更大的混乱和分裂的败象来，军阀割据，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可以说，中国又陷入了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杨度死前，中国已经陷入了亡国的边缘。
只要一天不死，杨度就无法幸灾乐祸。在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博弈中，杨度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展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
在逃亡中，杨度过了四十四岁的生日，写下了这样一副充满自嘲意味的自寿联：“天开地辟，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七年之后，他才被特赦返京。然而，对于现实，这一个时过境迁早已褪色的过气人物却依然无法作壁上观，1922年，陈炯明发发动叛乱，他受孙中山委托，作为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此时是曹的秘书）制止吴佩孚南援陈炯明，帮助孙中山化解了一场严峻的军事危机。这也让孙中山想到他和杨度在日本时的盟誓：“先生成，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他由衷感慨：“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事实上，杨度不光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后，他已逐渐倾向民主共和，并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而这对于国民党，不是吸收了一个党员，而是战胜了一种主张，为此，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杨度也开始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实际行动，在山东军阀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度以联哀挽中山，意味深长：“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和倾轧，以及对异己的血腥屠杀，明显地又让这个“蹉跎怜我，报国无门”的老人失望了，而事实上，他在此前就开始和一些共产党人交往，尤其是认识了李大钊之后，又感到了一种新生的蓬勃力量。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曾在北京设法营救，但最终也未能救回一个爱国志士的性命。这是他余生中的隐痛。晚年，他长期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实为青帮大佬杜月笙门下清客，他在当时法租界住的小洋房就是杜月笙的，据说每月还拿着杜月笙五百大洋的薪水。有人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这应该是实情。杜月笙对他很敬重，也很关心，杨度鸦片瘾奇大，杜月笙还嘱人特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他过瘾。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但杨度的另一身份杜月笙至死可能都不知道，1929年秋，在极度的白色恐饰之中，杨度由潘汉年介绍，并经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周恩来单线联系，为中共提供过不少珍贵情报。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又由夏衍同他单线联系。杨度逝世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一直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在病重之际才透露出来，他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其实，在杨度生前，也有深知内情的人讥讽他投机，他却忽然笑了起来：“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我也深信杨度加入中共绝不是投机，一个投机者不可能投入一种随时都可能灭绝的弱势力量，你只能说这个人的一生都在被各种力量所支配，他还在苦苦求索那可能的更适合中国的道路，他总在想，能否把一种力量换成与另外一种力量重新再来遍？但不管他的复杂、多变的选择是否正确，有一点是他一生都未改变的，那就是他对国家、对民族不离不弃的精神，这也正体现了湖湘文化中那种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精神。在这样一一种精神的支配之下，没有错误的道路，只有正确的目标，那就是救国，救世。
七
时间永远站在人的另一边。
人的一生不可逆转，杨度在这乱糟糟的世上走过了短促的五十七年，从帝王之术，到君主立宪，从拥袁称帝，到加入国民党，又在中共处于历史最低谷也最危险的处境中秘密加入中共，这样一个人，我要说他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也给人留下了一种变幻莫测的感觉。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许算不上是一个什么关键性人物，他始终没有力量改变历史和创造历史，但离开了他历史又很难真实地叙述。
看东西如果隔得太近，反而容易歪曲事实真相。事实上，这又是一个你必须远远去打量的人。或许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我们应该学会在时间面前的谦卑，永远不要急于下定论，给理性、给自己一点积蓄公正时间，也给那些可憎者留下一点悔悟和反省的时间。历史选择他来扮演了近现代的一个复杂而尴尬的角色，让他把一条路走成彻底的死路，那么在他之后，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是否又走上了真正的活路呢？当我沿着一条长河，往外掏出一些过时的事物，我常常会变得更加茫然。而那个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又加入了共产党的杨度，是否完成了他最后的抉择？有这样一个事实，晚年他根据孙中山的建议，着手撰写的《中国通史》，并写好了大纲，而就在这个大纲中已经是中共党员的杨度还每每为当初“立宪运动”的失败而心存不甘，还坚持认为，如果清朝是汉族人的政权，则君主立宪必成。这意味着他的基本立场即“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而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发现让我不寒而栗。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可能预先窥探到了什么。
如果这部《中国通史》能够完成，我相信可以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杨度，然岁不与人，杨度1931年在上海租界病逝，葬上海万国公墓。他在病中已提前为自己写好了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明明白白的话，我却越读越觉得更像神秘的谶语。
古老的阳光从苍老的树叶缝隙里飘落下来，又一步步地后退着，在这个山洼洼里，时间的流逝变得格外青晰。远近农舍屋脊上的光亮，渐渐陷入一派青黑之色。
尽管正值湘中盛夏的三伏季节，但感觉石塘没有山外炎热。“五六月间无暑气；二三更里有书声。”忽然想起杨度这副自题书斋联，但哪里是他曾经苦读的书房呢？一个人，连同他的故居以及那远去的脚印，早已流逝的时间中消逝，没有消逝的是一个人的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语，这里的许多农人还能背诵。杨度半生漂泊，和许多远离故乡的游子一样，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也只是远远地热爱着故乡，最终他也没有魂归故里。他的故居早已不复存在，但他喝过的石塘水，依然把这里的一切洇染得生机盎然，而他的书香流韵，也依然在熏陶乡间那一茬又一茬苦读的山里娃。
听说，就在袁世凯驾崩的那天晚上，南方的一座民宅在风雨中轰的倒塌。
这是我在杨度的故乡听到的最后一个传说。（完结）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