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食粮（一）：何为粮食
——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引子
文/陈启文
一
粮食是百感交集之物，凝天地精气，蕴日月精华，承雨露化育，方凝结而成，以济天下苍生。它是大地赐给人类无穷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一种让人类深怀着感恩之情和虔诚之心的信仰之物，用中国农人的话说，是命根子。
粮，望文生义，米之良者。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个简化字，其实，早在汉礼器碑（藏山东曲阜孔庙）和西陲简（四九一七）就有这个古老的“粮”字。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是一个无法简化的汉字。而它在典籍中的出现，似乎一开始就与战争有关，“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墨子·鲁问》）。这样的战争是对粮食的直接掠夺。和“粮”一样，食，也是一个难以简化的古老汉字，“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诗·卫风·氓》）。郑玄笺：“女家乏谷食已三岁贫矣。”这是《诗经》时代对饥饿的记载，而且是长达三年的饥饿，也成了一种永远无法简化的存在。
在西方，诗人们把粮食喻为“太阳的血液”，这是我所知的粮食的最伟大也最形象的一个比喻，而且赋予其丰富的象征性。每个造物都表明上帝的存在，却没有一个透露上帝在什么地方。——这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法国作家纪德的一句名言，源出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人间食粮》。无疑，他所说的粮食是精神意义上的，而对于数千年来一直在贫苦和饥饿中挣扎的中国人，只有能够填饱肚子的粮食，才是我们的上帝。对于一个视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来说，西人所谓“灵魂的苦痛”在中国是不具备普世价值的。对农民而言，流汗，吃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真理一样确定不疑。除此之外，你实在拿不出么可以换算的东西了。如果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一旦被颠覆，这个世界就将被颠覆。
在乡下，老百姓常常骂他们不知稼穑之艰辛的孩子：“不饿他两餐，这狗日的还晓得长记性！”饥饿，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也是一种提醒。其实，不必如此提醒和强调，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岁月的烟尘中永远无法湮没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五千年的饥饿！
饥饿如缓慢的凌迟，它的痛苦无与伦比，绝非撕心裂肺可以形容。
猜测历史的玄机会使人心生震惊。数千年来，在远东这片深邃博大的土地上，却从没有长出让一个民族吃饱肚子的庄稼。一部比长城还厚的中国史，其实并非由长城构成，也不是尧舜汤禹、秦皇汉武在扮演主角，扮演主角的永远是土地、粮食和饥荒。揭穿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饥饿史，以及间歇式和周期性的反叛和反叛之后王朝更迭的历史。饥饿的原因也许很多，但归根到底无非三种，天灾，人祸，天灾与人祸交加。如果说天有不测风云，人祸又远比天灾复杂，如暴君、暴政、内战、外战......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饥荒，又无不酿成大规模的农民反叛。
中国农人，土生土长的命，他们朴实，本分，沉默，隐忍，宽容，和平，只要嘴里还含着最后一粒活命的谷子，他们就决不会把他们的镢头、锄头、镰刀和斧头当作起义的武器。只有当饿死成为必然，更准确地说，只有在饿死和在别的死亡方式中作出最本能的生命选择时，反叛才会成为农人在耕耘之外的另一条活路，换句话说，他们选择了一条比成为饿殍要痛快得多的死路。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当夏人在绝望中发出这样的呐喊，中国历史的某种未来便已确立。这样的反叛从一开始就是决绝的同归于尽的方式，——予及汝偕亡！从此，夏桀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残忍的暴君形象，一个必将永远被历史问责的、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而对这种反叛的正义性或合法性，历史却从未给予公开承认，而以偷换主题的方式，把最终的胜利从造反的农民身上转移到所谓天命所系者身上，这也就是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叙事法则。
在中国，天灾是最直接的导火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祸。
说到天灾，中国自然灾频仍，与它辽阔的版图和复杂的气候有关，没有北旱，便有南涝，这样的自然灾害是一种常态，绝不是让老百姓饿肚子的借口。如果生逢某个“太平盛世”，有圣明君主，有贤相良臣，有对天下苍生有利的“良政”，灾情可以迅速化解，决不至于把老今百姓逼上死路。如果天灾一旦遭遇人祸，大规模的动乱便开始了。而在所有人祸中，最极端也最惨烈的无疑是战争。对于中国，最频繁的战争是一个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农人一次次地揭竿而起，也一次次地沦为战争所造成巨大伤痛的最大受害者。
据零星的先秦史料记载，仅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六百余次，“凶年饥岁， 君之民，老弱转乎沟整，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只是说出了那个时代的部分真相，到处是饥荒，到处是流民。而在这些饥荒与流民的背后，官府的粮仓里却敛积了大量为了战争而储备的粮食，这从孟子与邹穆公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质问，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管老百姓是死是活，却想要老百姓为你们效力、效命，这又怎么可能呢？应该说，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孟子更有着政治家的冷峻和清醒，这也是他在自己的治世哲学里特别倡导仁政与爱民的基础。南怀瑾在解说孟子的这些话时，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治世”，即所谓仁政、良政的时代，天下被仁者爱民的明君所治理，官吏在全国上下广施仁政，而每一个好的政策——良政，则无不对应了人和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让老百姓解决温饱和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于是天下安稳，历史便进入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所谓“乱世”，即暴政、恶政的时代，或是暴君与昏君当政，或是乱臣贼子干政，而老天必将降祸于人间，于是天下灾荒，饿殍遍野，直至引发农民的反叛而天下“盗贼蜂起”，历史也就进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每一次人祸的发生，都是人与时代的错位，历史的大错位。而几乎每一场农民战争，都在满足了极少数幸运者成就王侯将相的野心或雄心之后，天下苍生最终又复归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治一乱，也就是中国历史循环的所谓周期律，这也成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始终无法摆脱的内在困境和所谓周期律，如魔咒般的周而复始，而中国漫长的历史更多的不是递进，而是宿命般的轮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