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食粮（三）：土地才是王道
——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引子
文/陈启文
三
看了王道盛世，再看王朝末世。在官方的修史者眼里，总把王朝末世归咎于某一个末代皇帝的昏庸。这是最简单的问责方式，你必须找到一个人来为某一个帝国的覆没负责。
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从来没有人反思过这些王朝的典章制度上是否出了问题。而从具体的事实来看，具体到个体生命的存在上来发现，皇帝也是人，在高度专权、集权、极权的体制下，一个人能够长久地保持理智上的清醒，并且以高度的责任感来自觉地约束自己，这样的圣主明君的确是少有的。就像唐太宗，他到了晚年也不免会犯错误，而他一旦开始犯错误，就没有任何人有阻止他或把他重新拉正轨的力量。谁都知道唐太宗手下有个魏征，但如果你相信魏征可以制约他未免就太天真。魏征只是他身边的一个提醒者，确切地说是他自律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他自己这样的纳谏，本质上还是属自律的范畴。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自律，他完全可以变成又一个夏桀、秦始皇或隋炀帝。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万个魏征也没有办法阻止一个皇帝怀抱着他的国家往火坑里跳。
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所谓治世与仁政的危险，高度的危险，天下安危从来没有制度上的保证，而全凭某皇帝脑子里随时可以蹿出来的一个念头。以个体生命占有时空的短暂和局限，而让他负起如此宏大的责任，这种压力太大，反差太强烈，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直处于危机四伏的处境之中的原因之一。而历史上，像唐宗宋祖这样的明白皇帝又实在太少，而哪怕再明白谁也保证不了他一生都不犯错误。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之下，人性的本能最后都会在极度膨胀之下，为所欲为地走向另一种极端。
中国历史上也许真的有所谓昏君存在，但更多的时候，反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昏”，而是他们太明白，太有抱负，太想干出一番事业。如果你仔细读过中国史，如果连历史夹缝里的文字也不肯放过，你一定会发现，五千年来更多的时候，酿成人祸的都不是这些皇帝有什么负面的想法，而恰恰是因为某种良好的出发点，譬如说王莽和他的新政。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著名改革家，王莽是其中之一。
让我们回到西汉，西汉末年，当强大的汉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人们一般把西汉的灭亡归咎于两个人，一个是荒淫无度的昏君汉成帝刘骜，再一个就是篡权的王莽。而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基本上不被正统的修史者所承认的朝代——王莽缔造的新朝，即所谓“新莽”时代。王莽无疑是西汉的掘墓人，如果他成功了，他开创的王朝能够传承数代，他也许是个了不起的开国皇帝，篡权也就变成了上承天命下应民心的合法行为。但不幸的是，他既是一个开国之君，又是一个亡国之君，他开创的这个短暂的新莽王朝，也就成了两汉之间的一个插曲，一个历史性的恶作剧。
对于王莽这个人，如果能够以正视的眼光来打量，你会发现这个人并不缺少做一个圣主明君的综合素质。他虽是外戚出身，但根本上，他还是一个儒生，一个读书人，他也的确像平常的读书人一样，苦读儒家经典，结交天下贤士，做事谨慎小心。人们都说，在众多的王家子弟中，数王莽最好。他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他儿子杀死家奴，尽管不过是死了一家奴，王莽仍然逼其儿子自杀以偿命。而王莽的这一切好名声，在他走完自己的全部人生历程和历史性进程之后，都将被后世指斥为“伪善”。但一个人要“伪善”到如此境界还真不容易，哪怕仅凭这种“伪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律精神的人。
王莽开始执掌国柄正好是西方以公元纪年的开始，历史选择了王莽。西汉王气不振，汉成帝死后，不出十年，就换了三朝天子。天公也不作美，中原接连发生了旱灾和蝗灾。但西汉走向崩溃的更深层的原因，还是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一旦遭遇灾荒，老百姓便没法活下去，反叛不断。王莽摄政时期，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带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太皇太后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二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又推辞了。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王莽越是不肯受封，越是有人要求太皇太后封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加封王莽的人共有四十八万多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三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但这都是表面文章，摆在王莽面前的是如何化解眼下的矛盾，怎样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王莽居摄二年，有天下名士和文武百官借各种名目不断向他劝进，还有很多人进献天书符命，到了这个份上，王莽想不做皇帝都不行了，便接受孺子婴禅让，完成了登基之前的最后道合法性手续， 正式称帝，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当皇帝的先河。
或许是太想要革故鼎新，也太想天下安定，王莽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
王莽做了真皇帝后的第一个举措， 是从土地开始下手的。他找准了当时土地兼并的祸根土地私有化。为此，他打着托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发动了土地国有化运动，“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此举对土地兼并有如釜底抽薪。然后，他又下令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作为商品买卖。应该说，此举也是既符合仁政也符合人道的。此外，他还推动了一系列经济的、金融的改革，试图以改革币制的方式来平抑物价。为了保证中央的政策能够得以贯彻，他还推行了“五均六莞”之策，即在京师常安以及全国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由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和征收山泽税，借以排非除地方干扰。无论我们对这个人抱有怎怎样的偏见，应该说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王莽出台的这些新政，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春秋井田制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一政策首先就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的强烈反对，而这些人正是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王莽试图以铁腕推行自己的的新政，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了尖锐的对抗，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而这种强制性政策即便再强硬，也无法抗拒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土地兼并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引起社会更大的混乱。
且不管历史对王莽的评价是否公道，历史有时候真的就像恶作剧，王莽费了那么多心机，好不容易当上了皇帝，谁知老百姓纷纷揭易竿而起，大臣们也与他貌合神离，眼看这江山在龙腚下摇晃，生生地把他弄得吃不下饭，每天仅能喝一点酒，吃一点鱼。好在大司空崔发是个忠臣，他向他献上一个妙计：《周礼》、《春秋》上都记载着，国家有了大难，可以恸哭向上苍哀求，《易》称“先号啕而笑”。王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亲自撰了一篇《告天策文》，然后率领文武百官来到长安南郊，大声痛哭告天求救......
王莽泪如雨下，直到哭得昏死过去。王莽爱国，爱的是自己的国。为了坐上龙椅，他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连老婆也因此而发了疯。他既然是天的儿子，天难道不照顾他么？“皇天呀，你既然命我做皇帝，为何不把盗贼们殄灭了？如果你认为我王莽有错，就用雷霆把我击死吧！”光他一个人哭，还不够。王莽又命老百姓们都去哭，谁去哭就给谁一碗稀粥喝，哭得最凄惨而且还能够念诵《告天策文》的，一律提拔为郎官。想必中国的老百姓都有恸哭的天赋，有五千多人因恸哭而被授以郎官。但天还是没有翻过来，王莽身穿皇帝袍服，手持虞帝匕首，席地而坐，脑袋却被一个商人割走了。
这样的恶作剧，在上下五千年轮番上演，勾画出了一部血腥的中国王朝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或许，只有在我们不再寄希望于清官贤臣、圣主明君时，天道才会公正，老百姓才不会为了一碗稀粥去给王莽之流哭天了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