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食粮（四）：天灾还是人祸
——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引子
文/陈启文
四
我在前文说到，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有人试图统计出准确的数字。而事实上灾难的数字永远无法统计，就像有多少人像死了一样儿无法准确计，越准确就越离谱。但在历史的夹缝中，依然可以大约知道灾难发生的频率，天下苍生苦难的深重——
据《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据《晋书·食货志》载，晋末......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据《魏书·宣武帝本纪》载，四州大饥，民死二十万余口；
据《隋书·炀帝本纪》载，大业八年，岁大旱，又大疫，人多死，山东尤甚；
据《唐书·五行志》载，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
据《元史·五行志》载，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人......
几乎所有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都与粮食有关，而每一个与吃饱肚子有关的口都是那么朴素而震撼人心，都在饥饿中演变成一个时代的怒吼。
隋末农民起义时唱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口号，——为什么有的人有饭吃，有的人饿肚子，根本原因就是“贫富不均”，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干脆。同样发生在宋朝的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的也是同样的口号：“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而明末李自成起义也延续并更加突出了宋代农民起义农民对“均田、免粮”的渴望，这是农民最朴实也最天真的理想，“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这种“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对叛乱的农民无疑极具诱惑力，到太平天国，变而为“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他们追求绝对的平均主义。当洪秀全以天父的名义提出这些个理念时，他们远在德国的同情者马克思也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对洪秀全的革命寄予厚望，他认为洪秀全的革命必然会影响中国茶叶的出口，而茶叶是当时欧洲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洪秀全革命的蝴蝶效应是，把中国革命的火星抛到了欧洲革命的火药筒上。无疑，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期盼。
历代发生过很多次起义，每一次起义的主角、情节、受伤害的的对象，几乎就是同一个人，同一种结局。而这些反叛者发出的呼号，恍若另一种死亡的回声。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对社会的大扫荡，尤其是张献忠那样极端残忍的农民领袖，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异常惨烈的战争的方式、杀戮的方式、摧毁一切的方式，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元气大伤，但已绵延数千年的既有的体制，又从没有给人留下比战争更好的一种可能性选择。你别无选择。
我试图找到另一种可能，以明末的两个人为例，一个是崇祯帝，一个是李自成，在他们之间是否能找到一条可以调和的、不需要让一个民族付出如此血腥代价的路呢？
先看崇祯帝。很多历史学家（包括郭沫若）都觉得这个崇祯皇帝的运气也实在太坏，他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养成，而在这上面更是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崇祯二年（1629）有原籍陕西的官员马懋才上《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剩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马懋才直陈陕西饥荒的惨状，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间蓬草，继而剥食树皮，后又掘食山中的青叶石。吃青叶石的人不几天就会腹胀下坠而死。实在是逼到了死路上了，老百姓才开始“相聚为盗”，也就是开始造反了，不造反又能怎样，只有吃人！“......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重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吃孩子，吃活人，吃死人，吃粪土......
凡读过(水浒传》的人，都忘不了那些杀人、吃人肉包子的路边野店，它写出了宋朝灾荒的令人恐怖的真相，其实也写出了明朝灾荒的真相，它原本就是明人所作，难免会把明朝现实中触目的惨状写入书中。除了这样的偷吃人家的小孩、路边野店过路客人的残杀，当时还有公开叫卖的“菜人”——被各种原因出卖的人口，出卖他们的一般都是他们最亲的人，甚至就是他们的父母亲。而这些菜人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人，而是菜。当他们作为人的资格被彻底剥脱了之后，当他们的生命也被剥夺了之后，连人皮也被剥光了，骨肉赤裸，鲜血淋漓，成为同类的另一种食物。市场上还有专门宰杀菜人的屠夫，他们掌握了熟练的杀人技术。你买了之后可以当场宰杀，如果你想吃新鲜人肉，你可以买他们的一条腿、一只胳膊，屠夫就会从他们身上活活地给你剁下来，而那个菜人则痛苦而麻木地看着自己身上的手足、器官被屠夫的锋刃砍切下来，肉是肉，骨头是骨头，用油纸或荷叶包好，拿回去炒食。据史载，在崇祯帝吊死在煤山的前一两年，在河南、山东一带的老百姓，“在以人肉为粮。强梁者博人而食。甚至有父杀其子而食......有一人食人颇多，人手、人足、人肺、人肝，罗列而食......”
鲁迅先生在“仁义”背后只读出了“吃人”两个字，又是多么残酷而令人绝望的真实。也难怪《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总是出现孩子即将被人吃掉的魔障，这并非虚构或幻觉的魔障，也并非夸大的文化寓言，而是真实的魔障，只是很少有人敢于像鲁迅先生这样直面。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都是饥饿给中国人、中华民族造成的极端的扭曲和异化，饥饿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着它吞噬人的力量，而中华民族给这种异化提供了最典型的实证。
崇祯不是昏君，他甚至是一个很有为的想用儒家的仁政来治世的皇帝，仁政的基础是社会安定，要想安定先要“平贼”，想要“平贼”就需要军费，想要军费就必须去找老百姓搜刮，而难以重负的老百姓又在搜刮之下被逼造反，于是，那充满了魅力的“仁政”就像不断溃疡的疮疤一样陷入了恶性循环般地一次次发作。崇祯时采取三饷并征，一个叫刘汉儒的吏科给事中说:“自发难以来，征派无虚日，最苦者奠如招买豆料，给价常少，给价常迟。是名招买，而实加派也。”由于崇祯时战事频繁，这类私派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也特别沉重。另一个也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对此发出了质问:“此剿饷乎？抑练饷乎？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他还斗胆向皇帝说真话，奏道：“大江以外，几无宁宇。人不归咎于天行之灾，而归咎于部派之繁重。”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当时天下残破，主要不是因为天灾，而是人祸。
为了搜刮钱财，终崇祯之世，名目繁多的征派一直未停。直到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农民军已逼近京师，大明江山马就要寿终正寝，崇祯帝又发了一道催征钱粮的诏书，以“边饷甚急”为名，令内外官员加紧征敛钱粮，“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征敛钱粮似乎成了官员升降的唯一标准。无休止的搜刮迫使大批农民逃亡，而地方官为了征足数额，一户逃则由其它九户补足，两户逃则由其它八户补足，九户逃则由剩下的一户交足十户的赋额。如此一来，就使整村整村的农户逃散一空。这样一逃，大片耕地在正常年景下本来可以有些收获，良田也成了荒地，本来不应成为荒年的年头，这时也要闹大饥荒。离乡外逃成为一种连锁反应，而且是种很普通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必然造成人为的大饥荒。
在当时，这种人祸的危害比天灾的危害不知要大多少倍。
连年的饥荒，让粮价飞涨。在明朝开国的洪武年间，官俸米一石折银一两，市场价还要便宜差不多一半，米一石，大约值银四五钱。到崇祯时，米一石价银二十四两，翻了几十上百倍。粮食安全，即国家安全，反之，粮食危机，则政权与国家陷入了极度的危机。左懋第于崇祯十四年督领漕运，在途中看到老百姓饥馑的惨状，便于途中上疏说：“臣自静海以至临清，见居民饿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这“为盗者四”实际上就是指反叛朝廷的农民起义军，想想，天下农人，十个中已经有四个起来反抗朝廷，崇祯帝的龙腚在龙椅上还能坐得稳吗?
三十五岁的崇祯在煤山上吊之前，于蓝色艳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于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想说这是伪善。然而，哪怕他此时心里真的想着天下百姓，也实在太迟了。而对王朝历史清算得最彻底、对农民叛乱反思得最深刻的，我以为除了贾道的《过秦论》，还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看了崇祯的失败，再看李自成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失败。
李自成起事正是崇祯二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时，老百姓连草根树皮也吃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去，这支军队开到金县（今陕西榆林），兵士们领不到饷，闹到县衙门去。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时，有个年轻兵士气愤地站出来，是带领兵士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说穿了，李自成只是引燃一大堆干柴柴的一粒火种而已。
追溯起来，李自成最初的揭竿而起和在陕西同时起事的张献忠没有两样，而李自成由中途的一度惨败到起义军的再次复兴，有一个根本性转机，就是因为有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加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人物。
李信加入起义军后，李自成后亲自改“信”为“岩”。据《明季北略》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所述:“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世称岩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李岩并非因饥饿而反，而且根本没有打算造反，他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有对饥民的同情，但他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实在是站在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举人“公忠体国”的表现，他的根本出发点不是为了推翻现实政权而恰恰是为了挽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作为富豪中的开明者，他有一般富豪所没有的清醒，他深知，对富人最大的威胁就是被逼上了绝路的穷人。你要维护你的既得利益，就得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否则你的粮仓是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开。他不想反体制，但他最终却被体制赶出了这个集体，走上了反叛入伙的不归路，但他骨子里的东西根本没变，奉行的还是儒家的仁政与爱民。而仁政与爱民的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老百姓的肚子问题。可惜，《明季北略》却对他有极度肤浅的误解，把李岩的“出粟赈饥”视为“勉作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
在李岩终究被逼上了梁山之后，让李自成麾下的农民武装走上了正轨，成为官军与“盗贼”队伍之间最受人拥戴的仁义之师。从那以后，粮食，在李岩的战略眼光中一直是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有号召力的召唤，李岩劝李自成:“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对此，李自成心领神会又全部采纳，一时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在李岩的辅佐下，李自成表现出了农民领袖少有的仁慈，不光是对农民，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当然，我们也不必对这样一个农民首领抱有过于天真的幻想，但有一点应该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坐稳自己的江山，如果他依然对李岩言听计从，明亡之后可能不是二百六十年的满清王朝，而是一个汉人建立的大顺王朝。但历史从来都是排斥假设的，事实上，李自成的龙臀还没有在那把古老的龙椅上坐热，李岩就成了他谋杀的第一个大功臣。大顺朝的迅速覆灭或许有太多的原因，但李岩被迅速清除无疑是李自成的一个大败笔。
仅凭这一点， 我们也不必对他寄予幻想。我甚至觉得李自成的覆灭并非悲剧，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这是郭沫若的话。
（有删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