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遗忘的一种抵抗
——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后记
文/陈启文
出门多风雨，这是半年来我在大江南北奔波的最深刻的感受。还记得出发时，天穹阴沉威严，雷声正相滚动，往返呼应。这是牛年的第一阵春雷。当我仰望天空时，涌出了倾盆大雨。而在江南的大雨中，北方正遭遇罕见的干旱，而一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全球粮食危机，如同无声的海啸，已经波及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地球村，还有六分之一的人处于饥饿状态，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里倒毙。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气氛，让我上路时多少有些悲怆。
对于我，2009年只有一个主题——粮食。这是一次用粮食记录生命的历程，也是用粮食回溯历史的历程。我将一路追溯，中国六十年的粮食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这让我从城市出发，重返大地，走向风雨泥泞的旷野，去追寻共和国在风雨沧桑中的足迹。如果说，新闻不是手写出来的，而是脚跑出来的，报告文学也是。半年来，我跑了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区，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江淮地区、太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我跑了八个。很遗憾，还有一个商品粮基地——成都平原，这次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还没来得及去，但在此前，我也曾多次到过那里。通过大量采访、调查和对亲历者的口述实录，检索尘封的档案，翻阅在岁月中早已发黄的老报刊，加上平生积累的有关记忆，使我对中国粮食的家底子大致有了一个宏观印象，也捕捉到了许多让我一生难忘的细节。
我还是习惯在白天奔走，夜里铺开稿纸，记录下我每一天的见闻，我的感受。这是“对遗忘的一种抵抗”——我突然发现，这正是我此次写作的意义所在。从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方向的出发，到深感这是一次无法担当的重任，只因为粮食是一个太大、太沉重的主题，我甚至觉得，粮食就是世界的总和。粮食，养命的粮食，没有什么比它同生命的关系那样直接，那样紧密。这也决定了，在常态中，它就是粮食，简单的粮食，而在非常中，它就是最大的政治，甚至是可怕的动乱和血腥的战争。追溯中国的历史，六千年也是一瞬，六十年是一瞬，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粮食，而是历史演进的规律、民族兴亡或兴衰以及生命的无穷奥秘所构成的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它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历史的最直接的载体，它内部包含着巨大信息量，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超越，如果说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粮食就是它最基本的底线。
或许，许多人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扬言：“中国共产党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的问题。”六十年过去了，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由建国初的两千多亿斤增加到一万亿斤，尽管中国人口翻了两三倍，但中国粮食产量却翻了五倍，今天中国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由解放初的四百斤左右增加到八百多斤。然而，在欣慰中，我们应该始终牢记袁隆平院士的一番话：“粮食如果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粮食多，价格也便宜，就认为粮食生产不重要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不高没关系了。全国十三亿人，人口基数太大，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那种认为现在粮食多就可以不抓粮食生产的想法，很危险。”
历经数月的奔波后，在从北方返回江南的路上，从辽阔的东北平原到广袤的华北平原，沿途看见的是长势喜人的水稻或沉甸甸的麦穗。这让我出发时的忧虑变成了丰收的喜悦，北方的旱灾，不但没有造成粮食的减产，而且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但紧接着便是南方的酷暑，我感觉这是我度过的最闷热的一个夏天。在芒种季节出现的强对流天气之后，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过雨，我又一直在为南方高温持续不退的干旱担忧。我深知我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然而我也深知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每天都在吃着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粮食。既然已经承担了这样一个难以承担的重任，就必须以无愧于良心的真诚，去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各个侧面，包括曾经的饥饿和现在的灾难。这对于我，几乎是不由自主的，情不自禁的。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公民，让我本能地懂得稼穑之艰辛，也曾以自己的生命去体验过饥饿是怎样的滋味。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长大的人，包括我，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和感情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而一些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比如，像我儿子这一代，他们对历史的想象则要远比我们单统。甚至对有那个时代不乏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情调。这让我觉得，中国六十年，甚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代人，挨过饿的一代和没有挨过饿的一代。
当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铺开稿纸，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这部作品的写作难度，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时空跨度太大的大主题，不可想象的巨大信息量，很多东西都是难以描述的，甚至连选择和判断都很艰难。在反复的尝试之后，我选择了以历史大背景、大框架和个体生命的生存细节互相穿插的叙述方式，通过这样种既是线性发展、又有在场感的叙事，不是为了艺术创新，而是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粮食六十年的发展之路。我一直觉得，报告文学除了对基本事实的“报告”，还必须有写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理性的思辨，深刻的穿透力和个性化的表达。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文学。坦诚说，这也是我对报告文学的写作立场。
还在采访途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李炳银先生几次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对我的报告文学写作真诚地给予鼓励，“你也许感到了报告文学写作的艰难，但你也会感到报告文学带给你的改变和力量。”我也不揣冒昧地说出了我的想法，近十余年来，许多人并未把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来抒写，只有报告，没有文学，没有——人。应该说，从去年的《南方冰雪报告》，到现在的这部报告文学，尊重而且正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的确是我的核心意图。这两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让我多少找回了一点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行动能力。诚如李炳银先生所说:“真正的文学是一种宽广的社会关怀。”
这本书的写作，对于我不是一种完成，而是一次开始。还有很多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辨认、破译和追问，去庄重地书写。这是一本值得我用一生去续写的书。
2009年9月，白露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