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
——陈启文散文随笔集《港澳往事：繁华背后不得不说的秘密》序言
文/诸荣会
我有陈启文三个手机号码、两个固定电话号码和一个E-mail地址。虽然与他至今尚无一面之雅，但是因文学与他得识以来，我们的联系却一直不断。联系当然多数时候是通过手机发短信：有事找他了，我就将一条短信“群发”给他的三个手机号码，然后等他回过来，因为我知道他三个手机号码都用，但是又不知道他此刻正在哪里，哪两个号正处于关机状态，哪一个号正开着——前天他可能在湖南老家用着岳阳的那个号，昨天便已到了广东改用东莞的号了，今天却又在北大荒用了另一个号——他似乎总是行走在路上。
行走，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而对于陈启文来说，似乎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似乎在陈启文那里，行走地地道道地成了他切入生活和文学的一种姿态。
说实话，我因为陈启文而常常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行走成为了一种人生姿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古人早就有言，为文之道在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斯而言，当行走成为一种人生姿态，对一个作家来说，似乎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成熟，至少意味着开始走向成熟。陈启文近年来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陈启文的主要文学成就都是在他辞去公职自由行走后取得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的散文代表作《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看做是他第一次自由行走后取得的第一个丰硕成果，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那年，我从体制内走出，在突然失去重力之后备感茫然。或许，是因为那时特别渴望有一个方向，我茫然地走近了一条河。没想到往这条河边一走，我竟找到了隐身于一条河谷的另一个我，以及许多后来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陈启文寻找到的这“另一个我”和“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具体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只能是“自由”二字。
不是吗？难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不正是一位作家获得文学自由的前提之一吗？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连行走都不能自由的人，他又如何能获得身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创作的自由，他又如何能写出杰出的作品、成为真正的作家？
的确，当行走成为了一种姿态后，携着“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的“另一个”陈启文，北上京华，南下广东，东游上海，西入巴蜀，其间发表的新作曾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并不断获得各地文学大奖。他集集而成的《中国风景》《中国人文》 两部力作，我有幸先睹为快，其中每一帧风景都是那么的鲜活生动，所有的描叙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而思想的流淌更是那么的自由自在——因了思想的自由，所以其发现是那么的新颖，开掘是那么的深刻，观点有时是那么的让读者惊心动魄。其中的《叫一声老乡好沉重》《北京到北京的距离》等似乎不经意间便成了当代散文的名作。与此同时，从北大荒深秋的原野，到湘黔边偏辟的苗寨，从鱼米之乡的江南，到雅鲁藏布江的河谷，都曾留下了作为一个作家的陈启文自由行走的身影，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自由行走，中国当代文学中又多了两部报告文学力作——《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前者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后者曾获鲁迅文学奖获奖提名）和一部中篇小说《遭遇拉尼娜》（曾获福建“劲霸”文学大奖）。今天，他又将这样一本篇幅不大但分量绝对不轻的《港澳往事》放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不能不对它充满了期待。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每看“反特片”总会发现，电影中的那些特务不是从港、澳来，就是最后逃往了港、澳。因此，港、澳虽然是中国的领土，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是另一个世界，遥远而模糊，陌生而神秘。虽然随着改革开放和香港、澳门的回归，两地成了中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它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遥远了，但毕竟仍是一国两治的世界，两地给多数中国人的神秘感并没完全消退。
我不知道陈启文写作这样一部作品的最初动机是不是想多少消除一些国人对于港、澳的种种陌生感和神秘感，但我大体上知道他写作这部作品的契机，那是因为他多次在《散文海外版》与港、澳文学机构主办的“心中的香港”和“心中的澳门”征文中获奖，并因此多次应邀赴港、澳领奖、访问和参加各种笔会。因此，他在港、澳的行走不但是惬意的，更是自由的。唯有自由的行走，才有自由的写作，唯有自由的写作，才会有自由的思想和真实的表达。
“我总疑惑，就是从这条小街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至于我们买回去了什么，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以展卷的方式遍布了远东这片广袤大陆的生活肌体，让每一个人、每一个日子，如获新生般的，有色彩了，鲜亮了。”——这是陈启文第一次来到中英街时的感觉。
“当我有一天，终于走进了澳门，又怀着人生第一次的强烈好奇，急不可耐地走进了葡京......脚跨入葡京那扇大门，立刻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与紧张，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我也是。我晕了......我晕了，是真的晕了。”——这是陈启文写他一脚踏进澳门葡京大酒店的感觉。
像这样看似只是如实的表达，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不要忘了，我们接受过太多香港、澳门是人间地狱的教育。也不要忘了，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听过太多从海外回来的人说——人家的月亮也比咱们的圆呵！然而陈启文又写道：“从水坑口的小排档，到调景岭、石硖尾、大屿山的丁屋、棚户、廉租楼，还有铜锣湾黑而瘦的小货船，都是我清楚地看见了而以前却未曾想象过的，我想象中的香港，或者说我在中英街上远眺的那个香港，就像一块神秘而晶莹的蓝宝石，每一个地方都是精致的、剔透的、流光溢彩的。而这次，我仿佛走到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背后，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在深圳，你绝对看不到这些狭窄的街道、老旧的房子、贫民窟。但在香港，尤其是九龙这些人口稠密的街区，只要你往城市深处一走，随时都会看见。尽管你不愿看到，他们却可以容忍它们存在。”如此的表达，使得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港、澳，是一个真实的、客观的和多元的世界。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说本书只停留在了对两地作客观介绍的地步，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本书就与一般旅游手册无异了。本书中的每一篇，选择的题材都不大，但切入角度却都很独特，而开掘的程度更是无一例外的深刻。如果本书的表达，意味着作者是在用一架广角的摄影机对他所要拍摄的对象进行最客观真实的扫摄，那么作者在扫摄的同时，就时时不忘对一些重点对象进行特写，甚至对一些局部还换作了放大镜和显微镜进行一番研究。这使得本书在思想文化的深刻性方面，不但是一般旅游手册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远远超越了许许多多一般性游记散文集，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不但很容易读出其后一个总在行走着的作家的特立独行，更不难读出一个思想者正自由思想着、批判着、歌颂着、热爱着......
这时，我多么想说，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然而事实上，要获得这份自由和幸福，却又是很不容易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便意味着他从此选择了漂泊，选择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的生活方式，如古之李白、杜甫等，无一不是，而在当今社会，当行走成为一种姿态，还意味着与体制的决绝，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没有退休金等，甚至意味着行走本身的费用也不再有可以报销的地方......总之一个作家真要实践这一切，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的。
在我的作家朋友中，陈启文是唯一一位自己自愿从体制内突出不拿工资的真正意义的职业作家，且多年来一直坚守着纯文学创作，我不知道像他这样的作家，除他之外中国还有多少，反正我就只知道他这么一位。就凭这一点，我不能不钦佩他的勇气；同时我更不能不钦佩他的智慧和才华，因为近年来我从他在博客上发的那些照片中看到他的身体竟然越来越发福了，这说明他这些年过得还不错，至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贫穷，为此，也让我代表广大读者向他道一声真诚的祝愿吧——
祝他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2010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