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谷花洲
——长篇小说《河床》后记
文/陈启文
多少年了，在我早已远离了谷花洲那一小片灿烂的土地之后，在我自以为早把她遗忘之后，人至不惑而且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在某个冬夜突然被一个梦唤醒，我梦见谷花洲大雪纷飞......
我从床上惊坐而起，才发现窗外真在飘雪。
这是江南近年来少有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接连落了三场雪。在经历了数个暖冬之后，我终于又有了种久违的冬天的感觉。我披衣起床，坐在书房里，雪和冬夜，或许都需要孤身一人独自品味。我小心翼翼地喘着气，动作很轻，仿佛怕惊醒了什么。回想刚才的那个梦，呼吸着一阵阵清凉的雪的气味，梦与现实，似乎都闪烁着孤零零的迷人的寒意。人在此时，感觉到自己已被净化，或许，这样才可能有一种更为纯净的叙述，一种纯粹的精神性叙述。
我感觉到了某种宿命。从那个冬夜开始，我开始写河床，写谷花洲。
谷花洲不是梦，那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我真实的故乡，她是长江中下游平原极小的一部分，在洞庭湖还没萎缩得如此狭小时，她正好处在江湖的汇合处。但她的历史并不悠久，她被开垦出来才一百多年。早先，此地属湖北嘉鱼县管辖，解放后才划归湖南，成为湘北最偏远的一片乡土。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十七岁离开谷花洲的那年，这里才修通了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每天有一班长途客车开过来。在我十七岁之前，我从未走出过这一小片土地，我的父母们，乃至祖辈们，以及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极少有走出来的。那时谷花洲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可怕的闭塞，虽然阻隔了人们，使人们缺少了更广阔的视野，但也可以让置身于其间的人沉淀下来，生活得更加宁静，也更多对那片土地的理解和尊重。从生到死，谷花洲都是浸于他们骨血中的东西，也是让他们的精神强健发育的东西。谷花洲人，对土地，对河床，对那条大河都有着卓越的感受性。尤其是女人，河床上，宛如天使般的那群女人沿着河岸一溜排开去，就像绵延不断的河流。在我的遐想中，她们身后永远是一片辽阔而宁静的雪野。雪是一种状态，一种让女人美得出神入化的状态。那是离我最近的一个神话，让童年的我十分着迷。
十七岁之后，我同谷花洲的历史中断了，我的身份被重新改写，成了一个有了城市户口的人。今天，我在城里已住了二十多年，然而像我这种人，命定一生就要在尴尬中度过，一方面我时常意识到自己是个乡下人，是寄生于城里的一个过客，一方面我又知道自己离故乡这个词太远了，突然想起她，总有点神话的味道。
这是我的处境，也是我写作的精神姿态。
《河床》由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唯一贯穿始终的人物是“我”。但“我”并非这部小说的什么重要角色，“我”只是站在这片土地边缘的一个观察者，一个叙事的第一人称。“我”采取了双重叙述的方式，在时空中跳来跳去，或以孩提时的视角，或以我现在一个中年人的忆念，反复打量着那片土地，前者可以让一些变得模糊了的东西清晰起来，后者让我对那一小片土地和那条大河有了重新发现的可能。我试图将个体生命的沉痛和自然、历史、文化的悲愤扭结一体，贯通起来，然而这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只有河床与大河，才能承担这个使命。所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把河床与大河视为背景，它们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这也是《河床》作为长篇小说的精神依据。
写作别的小说，我大多习惯于一气呵成，这部作品，我却是断断续续写成的，好像永远有一种写不完的感觉，总觉得还有许多东西被遗忘了，等待唤醒。也不全是因为遗忘，还有那么多说不出的东西。
《河床》不是寓言，它是我在这个世俗、浮躁、泥沙俱下的世界中对人类精神源头的一次回溯，让我开始重新打量人的一些基本价值。我把水和土作为这部小说表达的核心，这是宇宙构成的最基本的元素，然而无论多么奥妙的隐喻、象征，都比不得它们给人带来的新鲜独特的感受和生命意义上的激发。《河床》的写作，也是我在人到中年拥有一个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外壳之后，对自己的精神进行的一次清洗，或许，心灵和血液都有默默清洗的意愿。
雪还在下，带着风从窗玻璃上掠过，脸的一侧冷飕飕的。其实这已是又一个冬夜，却仿佛上一个冬夜的继续。几年时光是怎么一掠而过的，竟有些恍然不知。雪夜里的一轮残月浮于窗外，穿过某种奇怪的时空照亮了我那个旧梦。
我倍感苍凉，倍感人来到这个世界的偶然的荒诞，倍感个体生命占有时空的局限和渺茫。人类将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呢？
这是我永远的追问。
陈启文
记于丙戌深秋，漆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