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历史使命
——长篇纪实文学《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后记
文/陈启文
虎门是一座屹立在珠江三角洲几何中心、以南海为背景的海门和国门，也处于中国历史转型的一个关键部位。
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悲壮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由此点燃，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就是在虎门揭幕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镶嵌的第一幅汉白玉浮雕就是虎门销烟。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但多年来一直未以文学的方式全面而纵深地揭示过。
对于我，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虎门既是一个耳熟能详又远在天涯的存在，虎门其实也是一个海角。说来也是因缘际会吧，十多年前我从湖湘迁居岭南，与虎门的距离一下拉近了，但凡友人来访，第一就要去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的历史现场走走。去的次数多了，我时不时就会下意识地追问，林则徐选择的销烟地，为什么偏偏是虎门？如果没有虎门销烟，会不会发生鸦片战争？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又与和我们今天的现实有什么关系？
一开始，我的目光只是盯着虎门销烟，但这只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或焦点，若对虎门销烟前后的历史掐头去尾，这将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既难以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也难以回答我一连串的追问。而我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就是以追问的方式直接切入，在追问和追寻真相的过程中，我的历史视野也得以扩展，围绕虎门这一历史的关键部位，对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进行逆向与纵向开拓，力图将历史的两端予以贯穿、延伸，一方面探寻这一历史事件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探寻这一历史事件与中国内部的关系。在这一时空大背景下，虎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或揭幕地的历史意义也逐渐凸显出来。
在叙述上，我采用了“国运与命运”的复调叙事，将清朝的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林则徐的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书写，互相穿插，互为背景又互为因果，形成互文，一边追问，一边推进，力图使国运和命运同时得以双重展现。
对清王朝的国运，不能只采取单线条的、定式化的叙述。必须以世界潮流、历史大势和历代王朝的演进规律等多维度切入，从看得见的历史推进到看不见的暗流突进，这样才能展现出一个王朝乃至历代王朝的兴亡感和时空的沧桑感。清朝和历代王朝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性，而这个王朝的国运一直与鸦片息息相关。尤其在鸦片烟毒泛滥的道化年间已面临双重危机，这也是清廷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若不厉行禁烟，一个王朝乃至中华民族将在烟枪中吸灭；如要厉行禁烟，势必触动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利益，这个王朝又有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摧毁的危机。其实，清朝也有很多化危为机的机会，但都被清廷一一错过了，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内的极度专制和思想禁锢，对外的闭关锁国和颛顸自负，既扼杀了其内部的生气，又阻挡了外部的活力，在天朝上邦、宠绥四方的盛世幻觉中，身染沉疴重症而浑然不觉，一旦危机爆发，则是病急乱投医。林则徐也开出了药方，那也许是猛药，猛药去沉疴，既可能让一个危症病人起死回生，也有可能超过了一个危症病人所能承受的极限，而清廷连试都不想试一下，就断然拒绝了，那个疗效到底如何也就只能按历史逻辑猜测了。
从虎门销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时代的裂变和质变，但一个封建王朝帝国的性质并未改变，并且一直冥顽不化地拒绝变革。从林则徐的后继者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尝试的结局看，这药方最终没有拯救清王朝，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朝的崩溃，还曾创造出了一段如回光返照般的同光中兴，而清朝最终的覆灭也比许多预言家来得要慢。历史已经验证，失败的并非药方，而是清廷一再拒绝这教命的药方，从虎门销烟、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这个王朝拒绝了大多的机会，最终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埋葬了自己。
清朝共传十一帝，享国二百六十八年，林则徐走过了其中的六十五年，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但乾隆他只看到了一个尾巴，咸丰他刚刚看到一个开头，他的人生仕途主要是在嘉道年间度过的，从政四十年，辗转十四省，“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他也确实是一位“远超时人”的政治家。
一个人臣的命运，只有在一个王朝的的国运之下才能看出山高水深。
林则徐从一个寒门之子成长为一位品味纯正的士大夫，又从位治世之能臣成为深受道光帝信任的封疆大吏，这首先取决于他的政治作为，如时人对他的赞许，“无一事不尽心，无一事无良法”。又如其自况:“在官无一日不治事，无一日不见客，无一日不亲笔量。”他既是一位勤政、严谨、务实的典范，也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典范，连美国学者马士也称道“林钦差的整个经历明净如水晶”。他的清廉不只是自律，而是自觉，对于钱财等身外之物他非常清醒:“儿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儿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治世需要能力，但能力再强也未必能成就为社稷之臣，譬如琦善也堪称治世之能臣，却并非社稷之臣。林则徐从一个治世之能臣而成为一个社稷之臣，这当是他人生仕途的一次升华。这并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政治境界，有境界自成高格，词亦如此，人亦如此。当君与国、君与民处于高度一致的理想状态，林则徐和琦善并无本质的区别，忠君就是忠于社稷。林则徐也忠君，但若君与国、君与民之间发生冲突，一个人臣只有两种选择，或为君所屈服，或为国为民而抗争。而林则徐选择了后者，他的最高政治理想不是为君，而是“为天下万世计”，“长使国计民生悉臻饶裕”，如林则徐自况：“朝夕孜孜不倦者，国政民谟两大端而已。”林则徐关注民情，也善于听取民意，还特别能听取批评自己的声音，他在江苏巡抚任上，曾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个人臣在君与国、君与民之间发生冲突而做出背离君主的选择是高度危险的，林则徐又何尝不知道这是危险的选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就是社稷之臣血脉里、骨子里的信念，“苟有裨国家，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这高贵的信念也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道光、琦善、奕山等则更多是从自家的政权和自身利益考虑，林则徐的境界也是他们永远抵达不了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倒是一些西方人士对他颇为理解，如美国学者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称道他：“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行政官员，是（道光）皇帝的化身。林钦差的整个经历明净如水品。他的动机是禁止鸦片的输入和消费，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准备采用一切手段，但是他的任务是毫无希望的。”而曾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的包令在《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中对他给以更高的评价：“（林则徐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林则徐是该国人民的缩影——那个庞大帝国的舆论集中表现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中国的一位理想的爱国志士。他是圣人，而且是万圣之圣。他把自己的智慧同传统的智慧结合了起来，（是）中国爱国志士的骄傲，（他）太伟大了，不会被人遗忘，（林则徐）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了三十六年。”马士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供职，包令则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对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和中国对外关系史都有颇深的研究，尽管他们都是站在西方列强的立场上，但他们对林则徐的政治境界没有贬低，而是充满了敬重。
从一个社稷之臣到个民族英雄，“此理之必然也”。一旦有人触犯了一个社稷之臣的信念，必然会成为他的宿敌，譬如说林则徐与琦善之所以成为“宿敌”，这与他们的私交或私怨无关。又譬如林则徐为救中华民族于水火而厉行禁烟、为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而抵抗侵略，对于一个社稷之臣这更是理所当然，大义凛然。
只有直面一个真实的林则徐，才能理解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从而理解一个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林则徐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形象在钦差赴粤和总督两广的两年间就已完成了。
林则徐是虎门销烟的中心人物，在鸦片战争中他被清廷提前剥夺了指挥权，实际上已成为边缘人物，这给历史留下了很多假设的可能和想象的空间。有的历史已是既定的事实，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转变。譬如说，他从一开始把鸦片贸易单纯地看作英国鸦片贩子所为，认为英国不会为鸦片而发动侵略战争，到后来把英国出兵和鸦片贸易联系起来，看出英国政府“早蓄逆谋"，这是林则徐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中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他认识到了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又譬如，当清廷“忽则忽抚，总无定见“之际，林则徐对侵略者的本性有着比清廷和琦善更冷峻的认知，他认为对英国侵略者不能“优以怀柔之礼”，只能坚决抵抗，“以威服叛”，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否则，英国侵略者必将“得一步又进一步”，历史已验证，他的预言几乎皆为谶言。美裔有学者张馨保把虎门销烟称之为一场“虚幻的胜利”，其实，琦善的“羁縻于目前，备剿于将来”更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在英军炮舰的威逼下，道光帝“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原则根本就不可能达成。
林则徐不是一位简单的主战派，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社稷之臣和民族英雄。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发生重大改变的开端，林则徐就是第一个开端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位揭幕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封疆大吏，更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为中华民族蹚路的启蒙思想家和践行者。这是他远超时人之处，也是他一生最伟大的转变，无论处于中心和边缘，他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灵魂人物，而寻求变革和开放既是他的精神姿态，也是他的身体力行。他并非一个激进的变革者，一直在稳中求变，但他又一直冲在时代的最前面。如果说在一个民族的深层动机里支撑它的是一个伟大的强国梦，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体现者，他代表了正义，代表了进步，更代表了中华民族未来的方向。
对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一直是高度警惕的。但林则徐扮演的角色又绝非单纯的个人，他是一个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个体，这种不世出的人物，只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为衰世，或为乱世，或为某个历史大转折的关头，而在那些太平盛世，一般鲜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借用卡尔·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的作用，是与历史发展方向相符合的个人的意志和目的在合力中起推动作用，这取决于他们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的广度和深度。至于由哪一个人成为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何时出现，又将在哪里出现，则是偶然的。如果不是这个人出现，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出现，或早或晚，总是会出现的，这又是必然的。
对历史的反思是必要的，但不能假以“反思”之名而颠覆历史。譬如说有人试图否定虎门销烟，甚至说林则徐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罪人。但颠覆不难，而举证太难，除非你能找到了铁证，才能对已有的历史进行改写直至颠覆。而大量的历史文献摆在那里，包括西方的历史文献，都无法验证林则徐是一个“历史罪人”。但这种耸人听闻的“历史”又确有哗众取宠的效果，你说岳飞精忠报国，人们往往反应冷淡，反之，你说岳飞是罪魁祸首，他们才会兴趣盎然。同理，你说秦桧是卖国威，人们反应冷淡，反之，你说秦桧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才会兴趣盎然。有人一上来就是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哪怕“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必须有一个基本事实，她必须是个小姑娘，其实胡适最最强调的就是实证。我深信历史不会颠覆，中华民族有自己伟大的道德准则，也有尊重历史事实的底线。
我也希望对历史有所发现，对林则徐、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有重新认识，更希望将一个陈旧泛黄的历史题材推陈出新，但对对史实的尊重也是我的底线。这是历史常识，也是对历史应有的敬畏。我只是个历史真相的追寻者，而不是审判者，这是我一开始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林则徐既有远超时人的一面，也有历史局限和自身局限，我一直是秉笔直书，绝不为尊者讳。林则徐不是完人，更不是神，既不能将其神化，更不能求全责备。对琦善等被打入了历史另册的人物，我也尽可能绕开一边倒的历史叙述，摒弃了既往历史对他们的简单化、脸谱化乃至丑化、妖魔化，对投降派”或“卖国贼”一类的贬义词，我很谨慎，一般采用比较客观的中性词，称之为“主和派”。只有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才能揭示人性深处的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挣扎。譬如说，林则徐主战，琦善主和，说到底都是想要竭尽所能地化解大清帝国的危机，但二者之间境界有高低。林则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多是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圣人境界出发，而琦善哪怕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自身的功利也是与这个王朝捆绑在一起的， 至少在主观意愿上，他不可能投降卖国。又无论是林则徐等民族英雄，还是琦善等打入了历史另册的人物，均在历史骤变中得到了逼真的呈现——这并非我的呈现，而是历史的呈现，把他们一些平时被遮蔽的本来面目显露出来了，这有助于后世对历史真相、历史人物的还原。
该书是一部文献性、专业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被列入广东省作家协会和东莞市文化名城办公室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即提交多位专家审读，这些专家几乎是一字一字地“抠”，在文献性和专业性上对该书予以严格把关。笔者在修订本中对专家们的宝贵意见均已吸收，在此谨向刘斯奋、章以武、田瑛、谢有顺、詹谷丰、柳冬妩等评审专家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又不能不说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写作，难就难在还原历史真相。若要追寻历史真相，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抵达时过境迁的历史现场的踏勘探寻，二是钻进故纸堆，从纷繁复杂的文献史籍中寻找真相。这也决定了本书只能采用以点带面、以点穿线的叙事方式，点为现场，即先抵达某一历史现场，由此而展开叙述，但同地点在不同的时段发生过多次历史事件，只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不同的时段、历史与现实中往复穿插。而历史线索，只能在故纸堆里去探寻，在大兴文字狱的清朝，文人士子或是为了避祸，其文言皆古奥晦涩，考据用典成癖，且多龃龉，矛盾百出。笔者虽可能博采诸家之言，但又必须对同类史料和各种不同历史观进行比较、辨析，竭尽所能矫正错讹，求得正解，从中厘清一条最接近真相的历史线索。这是极缓慢而细致的工作。对一些关键的历史文献，如林则徐日记、奏稿、谕令、告示，清廷的语论、朱批，为还原历史真相不能不原文援引。在本书第一稿送审后， 有专家县家提出这些引文一般读者难以看懂，建议作者在援引的同时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但这些古奥晦涩的文言又难以翻译、转述、概况和论释，我也只能不揣冒味、硬着头皮进行解读了。难免错讹，敬祈方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此外，关于书中的年月日，均以历史文献为准，若换用公历则与历史文献不符，易生歧义，但对关键时间均注明公历。而涉及英国历史，又必须采用公历，另在括号内注明清代纪年和农历日月。这是不能统一的，尤其是所引历史文献中的原文，必须尊重历史。
历史不能篡改，一切历史皆是既定的事实，早已没有悬念，但在既定历史之外还有诸多可能性存在，也有太多让人难以捉摸的变数或因果，但凡有可能性的历史存在就不能断然而绝对否定。在既往的历史中往往前后矛盾，后边的历史会颠覆前边的历史。对有的问题我也不敢妄下结论，但我必须诚实交代。我觉得，对历史的叙述，最好的方式就是追问、质疑和猜测中推进。我也不排除对历史诸多可能性的假设，这有助于对许多史实的重新评估，在追问质疑和夹叙夹议中的不断反思。这次写作也是我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一次重温。随着对历史的逐渐深入，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禁毒抗英的故事，更不是一个陈旧发黄的历史题材，而是一个向历史纵深开掘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崛起的题材。
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悲壮的海祭。
从虎门销烟到中国崛起，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海誓。
从中国近代史揭幕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和国诞生，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从漫长的封建时代跨入近代史，从最初的寻求器物之变、科技之变，再到探寻社会制度之变、国人的素质之变，直至寻求文化精神之变，如此循序渐进，层层递进，中华民族才能从历史变革之路、改革开放之路走向现代化崛起之路。
2018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