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像一粒种子
——人物传记《袁隆平全传》引子
文/陈启文
一
从长沙市中心朝着浏阳河的方向一路东行，繁华渐远而节奏放缓，我的脚步在这里慢下来。一条穿过时空的河流依然清晰，那是一种不受时代限制的存在。浏阳河，九道湾，在流经长沙市芙蓉区、注入湘江之前拐了一道大弯，马坡岭，就在这个水汽充盈的河湾里。这是一道绵亘于长沙东郊东岸乡的低矮丘陵，原本是远离闹市的荒郊野岭，如今在不断扩张的城市版图上，已为伟岸而又炫目的高楼大厦所遮蔽,然而一旦深入，就会发现，它并未消失，那一片洇染而出、弥漫而来的绿色液汁，在城市的皱褶中愈发显得鲜亮而灵动，我那高度近视的双眼感觉越来越亮了。这一小片被绿色渗透了的土地，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恍若隐藏于城市背后的另一个世界。
我三番五次探访马坡岭，每次都在三伏天，正是水稻扬花灌浆的季节，这儿有一片稻田，在省城里，这几乎是绝美的风景。这里的每一条路，仿佛都是从稻田里延伸出来的，只要不迷失方向，就会和一个伟大的灵魂走在同一条路上。我反复辨认着一个个路标与站牌，这里的路线还真是错综复杂，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和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河湾与丘岗之间构成了一个“农”字当头的金三角。如果问路，十有八九会被指错方向，一般老百姓也不知道哪跟哪。一个杂交水稻之父的名气实在大大了，他们以为这一方水土全是袁隆平的地盘，只要带个“农”字的地方都是他管着的。我第一次来这儿就被指错了方向，从农大到农科院拐了好几个弯。来过几次了，才渐渐有了经验，只要看见那片长势特别好的稻田，就再也不会走错，那是袁隆平的中心试验田。紧挨着这片稻田——那一片绿得最葱茏的地方，有一道几乎被树荫遮蔽了的大门，就是中心大院。左一个中心，右一个中心，在这儿其实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特指，就像门口那两块牌子,一块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块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袁隆平多年来一直担任这两个中心的主任。由于两个中心的名字太长，老百姓有点叫不过来，也难以记全，便很干脆地把这片试验田直呼为“中心试验田”，把这院子叫“中心大院”，又把两个中心合称为“杂优中心”。约定俗成，大院里的人也是这样叫的。这样叫其实也不错，这里就是湖南、中国，乃至世界杂交水稻或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中心。
我第一次走进马坡岭，是在2009年7月，那时我正在采写一部以粮食为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篇章。那一次我就领会到了，要对他者人家做一次访谈可不容易。3月份惊蛰刚过我就开始联系，可他实在太忙了，自从投身杂交水稻研究后，数十年来，每年他都像追逐太阳的候鸟一样，在湖南、海南两地奔波育种。一个农业科学家，不是活在二十四小时里而是活在二十四节气里，追着农时走。那时，按照袁隆平提出的“杂交稻育种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中国的杂交稻事业早已从第阶段的三系法迈进了第二阶段两系法，而且跨入两系法的升级版超级杂交稻时代。在连续攻克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第二期目标后，他正率协作的科研团队向第三期超级稻目标发起攻关。几个月来，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面对面地采访他的机会，几经周折，经袁隆平先生的秘书辛业芸博士安排,我才终于有了一次采访机会。
当我从另一座城市赶到火炉长沙时，已经踩在7月的尾巴梢上了。大暑已过，正值中伏，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也是水稻长势最旺的季节。马坡岭当时还下着雨，但雨水浇不透逼人的暑气，反而漫出一股如蒸笼般的热气。袁隆平比预约的访谈时间迟了一个多钟头，尽管多年未见，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这副面孔，这个形象，以那瀑布般的杂交水稻为背景，已经成为世界上传播率最高的中国形象之一。这年，袁隆平先生已年届八旬，他刚去田里看过稻子的长势，进门时,他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也许是汗水）,一边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的笑容”——由于长年累月扑在稻田里，他老早就得了一个“刚果布”的外号。那脸颊黑而瘦削，一笑，便露出满口雪白的牙齿，像刚果布的黑人一样率性、淳朴而快乐，有人便把他的笑称作“刚果布式的笑容”。我也觉得他这外号用来形容这笑容挺传神。一个人，一辈子，该要吸收多少阳光，才会变成这样一个“刚果布”的形象，一副如同黑釉般透亮的脸孔，那犀利的眼神，依然透彻着内心的明亮。阳光不仅塑造了一个农学家特有的形象，也赋予了他伟大的头脑和灵魂，我感觉他的血液和骨骼都已被阳光深深地渗透了，那刚毅的、健康的色泽，来自阳光的直射，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发光体，浑身都在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光芒。
采访之前，辛业芸已给我打过招呼：“有么子问题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袁隆平说什么从来不打草稿，他是‘老演员’，不需准备......”她这话似是半开玩笑，却又格外认真，那笑意中还透出几分苦涩。我一听就有几分惭愧，真不该来打扰袁老师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我和他面对面的访谈，没想到，袁隆平一进门，呼啦一下就被一大群拥上来的记者给包围了，那摄像、照相、录音的长枪短炮顷刻间就塞满了他那间并不宽敞的会客室，我被挤进了一个角落，连袁隆平的面孔也看不清。不过这位容智的、善解人意的老人，又打着手势把我叫到了离他较近的一个位置。一个上午，从中央电视台到湖南卫视，包括我在内，这么多人困着他，沉闷、憋闷、喘息，这让老人怎么受得了？实话说，连我也受不了，但他却自始至终地面对镜头，一道灯光一直明晃地罩在他的脸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第一千次讲述，而他每说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甚至引起争论的焦点。令我感动的是，他一边对着摄像镜头回答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边转过身，扭头朝我这边张望，偶尔还冲我点头微笑，他生怕冷落了任何一个人。一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双阅人阅世八十载的眼睛，依然有一种不染尘埃的纯净，哪怕瞬间的掠过，也让我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让我升向一个明净之境。
对于我们，袁隆平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又是一位陌生的熟人。熟悉，只因他离我们的饭碗太近，尤其是我这种乡下人，感觉他就像一个在我们身边的稻田里忙活的农人，一如我们的父老乡亲、衣食父母。陌生，是因我们还不了解他，哪怕天天与他打交道，也觉得眼前这位老人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当时，有个记者就忍不住说：“真没想到，您和那个课本里的杂交水稻之父完全不一 样啊！”袁老就故意板起一副深沉而严肃的面孔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搞研究的都是这样子啊？”这句话把很多人逗乐了，袁老也乐了。
如果你看见了这个真的袁隆平，还真是很难把他和想象中或印象中的那个“杂交水稻之父”对上号，这可能是由于媒介传播造成的失真。很多人都觉得，在袁隆平身上有两个“对不上号”，也可谓是两个不对称，一个是他的学历同他崇高的科学地位对不上号，另一个是他那模样和知识分子形象对不上号。袁隆平也确非那种学院派或实验室里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书卷气息和学院情调，更没有一点儿大科学家的模样。其实，这两个“对不上号”恰好最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个最逼真的袁隆平，或者农业科学家。我见过的很多农学家或农业科研人员，包括袁隆平的助手和学生，一个个都是浑身黝黑、大手大脚，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个模子就是天地和田野，若要用一个最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们，那就是天地造化。
除了袁隆平的两个“对不上号”，他还有一双特有的大手和大脚，这和他的瘦削的身材也有点不对称。
若要真正认识他，兴许就要从他这双手开始。那手掌特别大，轻轻一握，就让我直接感到一股如我那农民父亲般的力量，但这双手厚重而温软，没有农民手掌中那种粗粝而突出的老茧。这让我找到了对这双手的最真切的把握，这绝非一双普通农民的手，而是一双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科学家之手，那一粒粒神奇的种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双手来显示的。如今，这双阔大的手，早已为人类世界撑起了一片辽阔的天空，人们甚至觉得这只手会变魔术，又不知它到底有什么魔法。
这双大脚，是他几十年在水稻田埂上跑出来的，不知跑烂了多少双鞋子。但越跑脚板越大，越跑越结实，比最结实的鞋子还结实。有时候，鞋底跑掉了，他就干脆光着一双大脚板。一个泥腿子科学家的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有人曾经估算，若把他这辈子跑过的田埂连接起来，足以绕地球几圈了。
这样一个人，最适合他的地方自然是稻田，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在有生之年为人类再多打一些粮食。但他活到这样大的年岁，却依然不能按自己的心愿而活着，这无疑是一个老人的苦衷，更是我们的错误。当时我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是否过多地打扰了这个老人忙碌而又有规律的生活？他也一再直率地表示，他最不想接受的就是采访啊采访，每天都有人纷至沓来，没完没了的采访，还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可他他又无法拒绝。无法拒绝，其实也是一种理解，这么多人来找他，围绕着他团团转，只因谁都绕不开一个最简单又最关键的问题，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早已设问又回答了的一个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二
追溯起来，2009年三伏天的那次来访，并非我第一次见到袁隆平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我曾有幸在家乡的稻田里见过他一次。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高中生，当时还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我们公社有一个直属农科队，从1978年就开始试种杂交水稻，那片稻田是我上学路上的必经之地。一天中午,我看见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汉子 ，正手把手地给社员们传授一种奇异的种稻技术，我也从老乡们的口中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名字：袁隆平。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把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叼在嘴上，笑眯眯地望着那片稻田。这就是我对袁隆平的第一印象，而更深刻的记忆还是曾经的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
我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在远离了故乡之后，却没有多少所谓乡情或乡愁，更没有感觉到什么田园诗意。我一直觉得那只是诗人的幻觉，而对脸朝黄土背朝天、躬耕于垄亩的农人来说，永远是如同苦役般的劳作。我父亲是个种田的好把式，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只有偶尔想起他打着赤膊、赶着水牛耕耘的样子，才让我仿佛重返了童年故乡的旧时光。我父亲就这样耕耘了一生，而我永远忘不了一个农人脸上那几乎麻木的沉默和像牛一样沉重缓慢的脚步。作为一家之主，他只有一个梦想：让一家老小都能吃上一碗安乐茶饭。然而这样的梦想在他大半辈子里却一直是奢望。作为一队之长，他只有一条底线：不能让生产队里饿死一口人。这很不容易，一个农民从生到死就是为碗饭而活着 ，若能在咽气前吃上一碗大米饭，就是享福了。我祖父死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临终时，他一直咽不下一口气，几番挣扎，几次回光返照，那深陷的眼窝像两个干枯的空洞，却又透出一点儿时明时灭的光亮。我父亲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就是想在闭眼之前吃上一碗大米饭，可翻遍了家里的仓底，也没有找到可以煮一碗饭的米粒，一家人用来果腹的,只有地窖里的红薯和在太阳下晒得发白的红薯干。其实，我们生产队的仓库里还有一点稻子，可那是种子，一个生产队长去借一碗稻子来，给一个临终的老人吃，应该是可以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父亲没有去借，哪怕是满足他亲生父亲的最后一个愿望，甚至有可能救回一条老命，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借口。当我祖父同死神拼命挣扎时，我不知道我父亲的内心是否也在挣扎。而我祖父也许从他亲生儿子那冷酷而决绝的眼神里看清了让他绝望的东西。当我父亲把一碗刚熬出来的红薯糊糊端过来时，他不再徒劳地挣扎，把一口气死死地咽了下去，而那只饭碗不知是从我祖父还是我父亲手里落在地上，摔成了一地碎片。严格说，我祖父并非饿死的，毕竟那时候还有吃的，红薯或红薯干也能当饭吃，只能说他的愿望超过了现实。
同祖父相比，我算比较幸运了。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这让我侥幸逃过了那三年饥荒岁月。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乡下人的日子已有所好转了。为了能多打儿粒粮食，每年春节刚过，我父亲趁着肚子还饱，还有点油水撑着，就带着社员们下田了。江南早春的水田里还敷着一层薄薄的冰壳子，那腿被冰水一激，冷得抽筋，但他们越干越来劲，头上开始冒热气，鼻尖上渗出一颗一颗的汗珠。干到半晌午时，像我父亲这样的强壮汉子们都脱掉了老棉袄，汗水顺着他们冒着热气的脸颊滚滚而下，连埋头耕田的牯牛也不断舔着鼻尖上的汗水。还记得我几岁时，时常爬到家门口的水杨树上朝田野那边张望，远远望过去，我父亲和那些农人强壮的身影突然变得十分渺小了，像一只只黑黑的、正在忙忙碌碌地觅食的蚂蚁一样。若从生存的本质看，人跟蚂蚁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每个生命都在凭着求生的本能劳作，与饥饿与死亡本能地抗争。我的家乡地处洞庭湖和长江中游交汇处，是一片深厚而肥沃的冲积平原。然而在这样的良田沃土上，我父亲带着那么多壮劳力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耕耘，每年打出来的粮食却是那样少。对于我们乡下人，从来没有什么“春风沉醉的晚上”，只有青黄不接的饥馑。只有到三伏天，仲夏夜，在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季节，那样的酷热的夜晚才是让农人们沉醉的。而我对故乡的忆念，只是一片魂牵梦绕的稻田。
在我通过高考走进城市之前，我在乡下度过了十七年岁月。身为一个农家子，我在寒暑假和农忙季节也要干农活，插秧薅草，挑粪积肥，割禾打谷，我都一一干过，这让我本能地懂得了稼穑之艰辛，目的是为日后一辈子务农而提前苦练一身本领。再苦再累，我都能挺过去，但饿肚子却是无论如何也挺不过去的。我虽说没有经历过致命的饥候，但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也过着饥一餐饱一餐的日子，能够吃上一碗大米饭，那是乡下人过年过节时才有的奢侈的享受。那年头，乡下人吃饭都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即便是干饭，也要掺杂豌豆和红薯干，更多的日子则是南瓜、芋头、萝卜、白菜帮子煮稀饭，用乡下人的土话说就是“煮个稀巴烂”。如今，这种粗杂粮已是城里人津津乐道的绿色健康食品了，可若一日三餐让你吃，三百六十日天天让你吃，你试试看。这种食品是否健康，我一直都很怀疑，譬如我们这一代人，长年累月吃这东西却营养不良，大多长得比较矮小，而一旦能吃饱肚子了，又会条件反射般地长膘，拼命储积脂肪，这其实也是人类应对饥饿的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杂交水稻上来。在杂交水稻推广之初，普通生产队种的还是普通水稻（常规稻）。我们生产队是普通生产队，和农科队只隔着一条田埂，但我父亲这个生产队长，刚开始一点也不羡慕人家农科队，觉得那样种田太麻烦，还觉得特别好笑，可到了收割季节，我父亲他们傻眼了，人家农科队的稻禾比我们生产队的要壮实得多，那稻穗比我们队也要沉得多，我父亲还跨过田埂去数过了，不但结实多，谷粒也更饱满圆润，几乎没有秕谷。等到收割之后,更是让他震惊了，人家一亩田打出来的干谷抵得上我们队两亩田的收成，若能多打这么多稻子，再麻烦也值啊，同样的一亩田，要多养活好几口人哪！我父亲算产量账，从来不只是看斤两，而是看能养活几个人，而一亩田能打多少粮食，还真是要用人口、用生命来直接换算的。
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1979年，我们队也种上了杂交水稻，但在高考来临之前，那一茬稻子还没有收割，粮食依然不够吃。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在放月假时才能回家里背一次米，然后自己划算着怎么才能吃上一个月。虽说高考在即，但我也享受不到一点儿特殊照顾，我父亲无论当队长，还是当家做主，那都是铁面无私，一视同仁。那时在乡下还是用升子量米，我母亲每次煮饭，用升子量好米后，又要抓出一把放在一只瓦罐里存着，这节省下来的米，在青黄不接时，可以防身保命。但我们家掌管粮食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每次回家背米，我父亲都是一升一升地量的，我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家里给我的米我从来没有吃饱过，每次出门我都要磨磨蹭蹭，等我父亲出门了，我就会偷偷往里边再加一升，尽管是拿自己家里的粮食，感觉也跟做贼一样。我父亲深知家贼难防，一直防着我。有一次我刚刚侥幸得手，背着米袋正要溜出门，却被我父亲逮了个正着，他把我袋子里的米又倒回了米缸，然后又一升一升地重新量过。他这样干的时候，一声不吭，毫无表情，这让我更感到了一个父亲的内心是多么冷酷，他的心真比生铁还硬。当我背着米袋重新出门时，也像他一样一声不吭、毫无表情，说不恨他那是假的，那时候我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亲生的。后来，我才慢慢出觉悟到，断酷的不是父亲，而是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我们家兄弟姊妹多，个个都在吃长饭，谁要多吃多占，一家人都要挨饿了。
更要命的是，就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个月，我把一袋米从家里背到学校时，天然了，学校食堂管理员下班了。我只好把米放在寝室里，用被子捂住，还伪装得挺仔细，看上去就像一床来不及叠好的被子。上完晚自习，我几乎是跑着回寝室的，还好，那被子还是原来的样子，可一掀开，我两眼一下就空了，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我那一个月的大米被偷了，这可真是要了我的小命。眼看就要高考了，而我就算再回去背一次米，我那心狠如铁的父亲又肯不肯给我呢？就算给，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如此强烈、如此直接地感受到饥饿的恐惧，没饭吃，不说一个月，连一餐也挨不过去啊。幸好，我有一个挺铁的哥们是农科队的，他从家里给我背来了一个月的米。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还他的米，这是我欠他一生的债。几十年过去了，多少人，多少事，我都淡忘了，但我一直铭记着我这个老同学的名字——张腾云。他能给我送来一袋救命粮，又搭帮他们农科队种上了杂交水稻，多打了一些粮食。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就是农业院校，我不知道他的志愿与让他们吃饱了肚子的杂交水稻有没有关系，但我知道，他从农校毕业后，一辈子也扑在稻田里了。
对于我，1979年是一条人生的界限。通过高考，我进了城市，我的身份被彻底改写。商品粮，城市户口，以及基本上已成为事实的干部身份，让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新从娘胎里出来了一次。当我在稻田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父亲虽然毫无表情，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说，这伢子终于找到自己的饭碗了！其实，背后还有一句潜台词：这家里、这队里，从此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而我获得这一切之后，又以决绝的方式放弃了，1993年，我的人生又发生一次重要转型，我辞去了公职。在我做出这一疯狂举动的那一刻，才猛然悟到，我敢于放弃这一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再为吃饭而犯愁，中国已进入了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一个告别了粮本和粮票的时代。我感到一个真正的我诞生了，满心的自由欢畅，而我父亲却没有我这样乐观，他捶胸顿足，唉声叹气：“孽种啊，孽种啊，你怎么把好端端的铁饭碗给砸了啊！”
在乡下人看来，人这一辈子就是在饭碗里度过的，一旦放下了饭碗，你这一辈子就走到了尽头。若要理解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其实也是从一只饭碗开始，袁隆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三
如果不是用生命体验过饥饿的滋味，如果不是直接感受过饥饿的威胁与恐惧，我兴许不会从虚构向非虚构转型，投入大量精力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我曾说过，在年过不惑、走向知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又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又有什么像它同生命的联系那样直接、那样紧密？粮食是无法虚构的，生命是无法虚构的。“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粮食，而是历史演进的规律、民族兴亡或兴衰以及生命的无穷奥秘所构成的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它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历史的最直接的载体，它内部包含着巨大信息量，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超越，如果说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粮食就是它最基本的底线。”——这是我在《共和国粮食报告》后记中的一段话，也是我选择粮食这一主题最直接的原因。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听到美国人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世之问，我几乎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能驭使下，选择了这个主题，人间食粮，天下大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永恒主题。
但说句实在话，我在2009年夏天采访袁隆平，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采写《共和国粮食报告》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篇章。在此后的数年间，我并没有为袁隆平和杂交水稻专门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打算。当有出版社提出这一选题，希望望我来承担这一创作重任，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是不愿接受，而是不敢接受。我预感到这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写作，已有那么多同一题材的著述摆在那里，“前人之述备矣”。如果我不能给读者挖掘出一些新的东西，换句话说，若不能超越那么多同类项，那只能是徒劳的重复或复述。如今，他老人家年岁更大了，我实在不好去打扰他。另外，还有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对于杂交水稻这一农业领域的尖端科学，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在叙述中必将遭遇大量的专业术语、科学数据，这在叙述过程中是绕不过去的，一旦绕开就失真了，那是根本性的失真。
我一直在犹豫，而出版社一再向我发出恳切邀请，反复思考之后，我最终硬着头皮应承了，那就试试吧。让我应承下来的一个原动力，还是那段苦难和沉痛的岁月，那是属于我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没有任何痛苦可以超过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
从2015年夏天到2016年夏天，我两次走进马坡岭进行长时间采访，并对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江西、安徽、福建、广东、海南等杂交水稻的主产区、示范片和育种基地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无论杂交水稻王国的疆域有多么辽阔，它的中心就在马坡岭，这一小片灿烂的土地，既是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根据地，也成了我的根据地。如今，袁隆平先生已87岁高龄了，他在2014年秋天已攻克了中国超级稻第四期目标，亩产突破了1000 公斤大关，登上了水稻王国又一个无人登临的高峰。就在这两年里，他又向中国超级稻第五期目标发起攻关。然而高处不胜寒，一直以来，但凡与杂交水稻有关的事物以及因此而引起的种种质疑和争议，几乎都会牵扯到袁隆平这个主角。我既不愿参与那些充满了噪声的争论，也不做先入为主的判断，何况在搞清事情真相之前，我也做不了任何判断。作为一个真相的追溯者，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立场，将自己所了解的一切诚实地向读者报告,这正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这既是本书的定位，也正是我投入此次写作的意义所在，那就是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探索之路的来龙去脉进行一次清晰的梳理，对一些争议的症结或焦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地回避，一旦回避，这部作品就将失真或部分失真。
我觉得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有必要做一次重新审视，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袁隆平也时常回首他这么多年来走过来的路，他从而立之年投身于杂交水稻研究，到四十不惑时终于蹚出一条路来，一路攻克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关键技术，在年过古稀后，他又向中国超级稻发起攻关，如今他早已迈进了耄耋之年，还在向世界水稻史上的一座座高峰发起攻关。“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夫子说这话时才六十三岁，而袁隆平此时的年岁已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当时的年龄。当一粒粒种子成为一个人的生命年轮，他是不老的，他的生命依然像种子一样充满了活力，一旦播种就会喷薄而出，生机勃勃，这兴许就是他持久不懈地保持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一个人，其实是一个没有年龄的人，年龄对于他是不存在的。
每次见到袁隆平先生，我都会更深邃地感受到，对一个生命的认知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九十年，乃至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面对这个人，我眼前总是出现重叠交错的影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一副被岁月雕刻出来的脸孔。在这个老人的光影中还有一个身形，从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一路走来，这两个身影，一个在现场，一个正在抵达现场，他将穿过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岁月，那是一个由远而近、从模糊到清晰的漫长过程，仿佛一生都在抵达之中。
这让我同时要面对两个人，一个是作为原型的袁隆平，原型经验，是下意识的、潜移默化的，直接进入或化入了他的生命和灵魂；一个是作为讲述者或回忆者的袁隆平，由于处于不同的时态，在他晚年的讲述和回忆中，难免会出现某些记忆偏差或错觉，而当现在进行时的经验介入过去进行时，现场经验也必将介入原型经验。这两种经验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重叠交错的立场与视角，这让我接下来的叙述也一直在重叠与交错中进行。我在现场，聆听着他的心声。我也来追随着他的身影穿行在无尽的岁月中，一路追踪着他跋山涉水走过来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