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陵或永州（三）：先生，吃蛇吗？
文/陈启文
三
永州是个山环水绕的美丽城市。如果满怀着欢畅恬静的心情，你会觉得它真是美极了。柳宗元心事太重，一心沉静在那时代的悲苦里面，再美丽的风景在他的眼里都是模糊的，就像隔着一块有雾水的玻璃在看这座小城，看着看着，眼泪就会悄悄顺着鬓角流下来。或许，那些谜一般的事物，那难以破译的种种朦胧的意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显示出它真实而必然的本质。最终成就他的，是无意识地产生的一些东西。开始他并没有想到要用文章名世，就像范仲淹说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才是他最清醒的意识。他像屈原一样，君就是他的一切。他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他对“苛政猛于虎”的喟叹,并非为了否定“君”这个核心，恰好是为了那个“君”更长久更稳固地君临天下。这种一元的精神追求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是灾难性的，中国并不缺乏把官当得很好的大小政客，也不缺乏把文章写得潇洒漂亮的文人，中国最缺乏的是思想。即便是某个特定时代里产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脑子里固有的精神结构也难以让他们倾向多极的无限性，他们唯一的指向就是君国。
柳宗元不是思想家，他更多的是以感性的方式，以人间的形式和滚烫的血肉，一次又次地进行心灵的倾诉。这恰恰是文学艺术最内在的本质，而永州恰好又是这样一块天生的文学土壤。古代文人描绘一个地方的风景事物并不一定要身临其境，很多名篇都产生于神游。最著名的例子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从未上过岳阳楼，只看了滕子京给他捎去的一幅岳阳楼图画，又借助自己少年时代曾经看见过洞庭湖的片断印象，就将这些片断用思绪连接起来，赋就了一篇千古绝唱。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精神和血魂都倾注其中了。柳宗元不同，他在永州呆了九个年头，那种精神上的摧残和流人的苦役，在他的内心里缓慢迟钝地凝结成了一个核心：疼痛。他把这九年的痛苦都融入血里，写成文字，那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文字。我去过柳宗元描绘过的西山和东山看过。东山位于永州城西，是州中地势最高之处，山顶有法华寺，柳宗元拿出自己省下的俸禄，在寺院内建了一座亭子。但柳宗元并不信佛，唐中晚期的文人对佛道之类的东西是看得很穿的。韩愈就因为写了一篇《谏迎佛骨疏》恳切谏劝李纯，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但韩愈脑子活络，转弯转得快，他在潮州给李纯写了检讨书，承认自己“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又向李纯苦苦哀求，诉说自己“年仅五十，发白齿落，忧惶渐悸，死无亡日”，乞请皇帝“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李纯倒也真的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把他往内地挪动了一下，由潮州刺史调任袁州刺史。柳宗元就不同了，他是一个决不屈服的人。这与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柳镇深明经术，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而这种刚直几乎是以血缘的传承化入了柳宗元生命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他想改变都无法改变的。柳宗元的文章，除了天赋的原因，既受教于父亲，又得益于母亲，父亲给予柳宗元儒学的影响，虔诚信佛的母亲又给予了他佛学的影响，这双重的影响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写作者的道德修养。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老庄、司马迁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方向。柳宗元一生留下六百多篇诗赋文章，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但最为世人称道者，当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其文的成就远大于诗。而成就他文章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永州。
李纯不但把他一贬再贬，还特地降诏，即使全国实行大赦，连死囚都可以赦免，但绝对不能赦免柳宗元这种想搞革新的人。柳宗元知道自己调回朝廷已是非常渺茫，又以其孤傲清高难与同僚打成一片， “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刘禹锡语），便只有“与木石为徒”。他建华西享是为了“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表现出了他少有的放达一面，“......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梦有所极，意欲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满篇美好山水，满篇洋溢出十足的文人性情，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此间乐，不思蜀了。然而短暂的内在情感解放，仍无法排解他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痛苦，总是乐极而生悲，长歌之哀，过于痛哭。如果说范仲淹也在痛苦，那是以一代士人浓烈郁结的救世热情、补天情结为基本出发点的大痛，柳宗元的痛苦更多则来自个体生命在现实生存中的艰辛惨淡，来自属于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又与范仲淹的那种士人的大痛悲愤地纠结在一起，于博大悲悯之中更其尖锐，利刃一样直刺人心。
永州是潇湘分水口上的第一座城市。往北，就是湘江无可争辩的干流了。柳宗元的到来就像精心而巧妙的安排，一个人和一座城在诗文中各自成全了自己，更有意义的是让一条河流可以吮吸到向心脏逼近的血液，这是生命的原汁，一条河流是必须有这些东西来推动的。还有一件事，也是让我深深感动的。即便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柳宗元依然充满了人情味，保存着人间那份最珍贵的情感。柳宗元奉命转任柳州刺史时，刘禹锡（“永贞革新”的另一核心人物）奉调播州刺史。柳州虽然地处偏远，播州更是西南绝域，往复万里。柳宗元当即起草奏章，上书陈情：刘禹锡家有老母，无法带着母亲赴任，自己宁愿和他对调。这让我更加坚信，最好的作家并不是因其智慧如何高超，而是人间的圣徒，高贵的灵魂是因为爱与受难而结合的。
柳宗元走了。一个人永远的离去，最好的方式是埋葬，如那个死于金丹毒性发作的帝王。一个灵魂的离去，却需要一座庙来挽留。柳子庙坐落在永州潇水之西的柳子街上，始建于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那已经是柳宗元死后的二百三十余年，或许他的灵魂还在此地徘徊，永州人才想到要为他的灵魂建一座栖息的地方。这座庙后来又在南宋始兴十四年（1144）和清朝光绪三年（1877）重建，我现在看到的是一座砖木结构庙宇，不知是否还是它原来的样子，它面对愚溪，背靠青山，可算永州的风水宝地。应该说，永州人对柳子还算慷慨。庙门上镌有柳子庙三字石刻，两边有联。进入大门可见庙为三进三开，首先一座双檐八柱戏台。后行至二进中殿，再后为三进，是正殿、殿中有柳宗元塑像供人祭祀。历代碑碣甚多，其中《荔子碑》、《捕蛇歌》、《寻愚溪谒柳子庙》等堪称文物珍品。正殿后墙的石碑，亦是三绝碑，碑文为韩愈所撰，由苏轼书写，内容都是颂扬柳宗元的事迹，此碑首句为“荔枝丹兮焦黄"，故又名荔枝碑。庙里相当安静，几乎没有游人。一个在庙门口摆水果摊的小贩说，这里早些年来的人还很多，现在人越来越少了。生意不好啊！他哀叹。我其实也在心底哀叹。他为他的生意，我为被这个时代冷落的柳子。
零陵地区在撤地改市之后，又重新以永州命名，因为柳宗元的一句“永州之野产异蛇”，今天的永州正把蛇作为拳头产品来开发，养蛇，贩蛇，吃蛇，以及对蛇的各种深加工，已使这座城市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蛇城。异蛇不异了。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时，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装在笼子里的蛇，阳光穿透阴暗的笼子，把蛇的鳞片照得熠熠发光。它们可能都不会咬人了。我走到一个笼子边上去看时，蛇们一动不动，没有好奇，没有胆怯，也没有对人类一丝一毫的怨恨。它那神态就像早已预知自己的命运并且随时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似的。
一个厨子模样的人突然摸着把刀朝我走了过来：“先生，吃蛇吗？”（完结）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