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抛锚的古船（三）：
湖湘之魂王夫之
文/陈启文
三
王夫之（1619—1692）埋葬在石船山，葬在离湘西草堂约七八里外的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在一座隐蔽的山丘之间。墓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由衡永郴桂巡道谭启瑞修建。此地名叫高节里，这个地名不知是埋葬王夫之死后由后世命名，还是生前就有，王夫之至死不做贰臣，这在那个时代也的确是至高至节了。可又难免让人觉得迂腐，他这一辈子抱残守缺地到底坚守着什么呢？为了崇祯那样的一个皇帝，值不？
船山墓最早的墓碑是由王夫之自题：“明遗臣王夫之墓。”而现在，我看到的墓碑却镌刻着“伟大思想家王而农先生之墓”，我突然怀疑起来，这里还是先前的墓吗？不会是后人堆起来的一座假坟吧。我问了当地的一位村人，他告诉我，先生的确还埋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埋得更深了一些。十年浩劫，一些造反派来砸碑掘墓，高节里的老百姓抢在他们前面将坟平了，将墓碑、棺材一齐沉入了更深的土层。或许也埋进了更深的人心吧。我盯视着那半掩在黄土与荒芜中的的一块石碑，想要窥探出一点隐情，不知是不是先生自题的那块墓碑，但怎么也看不清楚，碑石上似乎确有些文字，年代太久远了，字迹模糊得无法辨认，或许本来就不是什么文字。碑上还有不少游人用硬物划伤的痕迹，那是一些想青史留名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一个死去多年的人的墓碑上，让人哭笑不得。我久久地看着那碑，那墓，眼前渐渐地一团混沌了。死亡的气息正从那里弥漫四散。那个年代毕竟是离我已经太远了，即使我真的窥见了什么，也看不清其间的每一个细节，何况早已脱离了当时的背景，我甚至产生了被历史排斥在外的感觉。但我还不死心，我又绕到墓碑的背后去看了看，一片凹凹凸凸中仍是些实在难辨的东西，不知那是不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东西，就算是，也如九天玄女的天书一，只有降于尘世的星主方可解读。
黄土。荒草。墓碑。浓重的树影。还有沧桑的叶子，风与声音。这是一座墓园的形象。近年，湖南省文物局拨款修复湘西草堂时，一并又按原貌将船山墓进行了修建，坟圈由青石砌就，正中立汉白玉石碑，正中为王夫之墓，左为王夫之之继配夫人墓，右为王夫之四儿媳刘氏坟，坟盘共石阶三级。二级石阶分别立《重修墓记》等。墓碑上刻“伟大思想家王而农先生之墓”，旁刻有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 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故衔恤以永世。”坟圈刊刻着清代名人王闿运及唐鉴词。唐鉴题：“自抱孤忠悲越石；群推正学接横渠”；王闿运题：“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但无论怎样修复，它也像一座荒山的延伸部分。
落日无声。无声地化入天地之中。寂静放大了旷野。
我倚碑而坐，长久无语，黯然想起了另一个死者，那个以一种最狰然的姿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崇祯皇帝。他还不到十八岁就当上了皇帝，这人是很有一番抱负的，也表现了很高的政治才能和魅力，即位之初即一举铲除了树大根深的阉党魏忠贤，并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军务，对内则逐步平定陕川农民起义。一时间，早已病入膏肓的大明帝国颇有起死回生的局面，年轻而且心高气盛的崇祯也暗地里狠下决心，要开创出大明帝国的中兴盛世气象。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即位第二年便将遭魏忠贤党徒排挤返乡的徐光启召还回朝，擢升为礼部尚书，徐光启是最先将西方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人物之一，他不但极力主张铸造西洋大炮用以固守城池边关，还请来西洋人建造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台观测气象，精密推算历法，并和罗马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又亲撰《农政全书》六十卷，这使得中国传统农业第一次有了同世界接轨的东西，而且此公重农并不轻商，明末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催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大水已经淹没脖子的大明帝国，又一次昂起头来，似乎就要抖落满身的污泥浊水了，然而却只是昙花一现，多疑的崇祯很快就受到了那些所谓奸臣的唆使，杀袁崇焕，又开始重用佞臣宦官，崇焕一死，满洲兵旋即攻下旅顺，徐光启亦于忧困交加中病死，被官军围困的李自成、张献忠部摆脱险境后再举叛旗，已如烈焰蔓延之势。至此，明王朝的覆没已成定局。
李自成攻下大同，崇祯伏在龙案上嘶声痛哭，哭得整个大明帝国都悲伤起来，一片悲云惨雾笼罩。手下劝他南迁再图发展，他又固执地说：“国君死社稷，我还能往哪里去啊？”待到李自成进攻京师，外城失陷，崇祯自知已无面目赴黄泉之下见祖宗，自祛皇帝冠冕，以发覆面，列死前在衣襟上写下宁愿自己“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临终遗言，好一个既爱社稷又爱百姓的皇帝。然而我想，他说的可能并不是假话，考其一生言行，这个皇帝的主观愿望一直是好的，想挽社稷之危，想解百姓之苦，历代帝王何曾又不是这样？所有的问题永远都出在这一良好的愿望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换言之还是这种一人主宰天下操纵万民的制度。由徐光启导入的西洋进步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没有触及这种体制的根本。崇祯至死执迷不悟，在衣襟上还写了一句为自己申辩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他对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反省，却迁怒于朝臣。悲夫哉！
这大概也是王夫之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吧。到底是谁误了谁？王夫之想了一辈子，也在现实与精神的深刻冲突之中生活了一辈子。然而直到死在那张床上，他还是没有回答这个现实的具体切实的问题。也许，这原本就不是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责任。这样的人永远无法解答某个时代所特定的具体现实问题，却能给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找到了自身的客观规律。但我发现，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思想了解的越多，你越感到他身上尖锐的矛盾冲突。你甚至觉得王夫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和他的灵魂所构成的双重人生。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王船山是中国思想史最矛盾的一个哲学家。一方面，这个大明王朝最后的忠臣，无疑充满了对道统、对既定秩序的坚守，并以忠君的方式体现出来，可谓愚忠。它更多的属于道德的层面，对于一个安分守己的臣民这是最大的道德。
但另一方面，他却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结构。他对这一结构进行了重申，尤其是对“人”的位置进行了重申。对于道统，道德，这是大逆不道的反动，而思想，有时是反道德的。数千年来，中国所有的思想其实都是在，重复，而重复的主要原因就就是缺少对“人”的发现与揭示。人的价值长久被所谓天、地、国、亲、师所遮蔽。王夫之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从存在的经验层面发现“人”的，揭示“人”的，然而他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与重申甚至比这样的发现更有意义。他认为，“人生天地间”，人道总是展开在天地之间，总是展开于这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只是在人那里，才真正成为这个世界。因此，天道和地道之间的分野都只是在人道中，也即在人的存在中，才得以可能，才真正具有意义。天地之间可以看作人道的展开了的场所。王船山认为，具有存在之不同揭示身份的人，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持者。“自然者天地 ，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我想这也就是王夫之的全部意义，即对于“人”的发现，并把人置于存在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超前意识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已经抵达了西方现代人文哲学的核心命题。这是王夫之最伟大之处，比他的朴素唯物论更有意义。
然而，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最终却穿着大明王朝的服饰埋葬了自己。但他把思想的纯洁和神圣也一直保持到了最后。我只能这样说，这个人，他为一条老船找准了前进的方向，却没有力量让这条抛锚的老船重新启航。这个最清醒的思想者，最终也没有战胜另一个自己。石船山，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山下有河，河里有水，它却只能宿命般地抛锚于此，你惟一能做的是抛弃它，另造条新船，然而可怜的王夫之，王船山，他是注定离不开这条船的。
从高节里回到石船山，又是黄昏，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牵着自己的影子，又从明代那一径石板路上歪歪斜斜地走过来了。那些已死了许久的河蚌，依然闪烁着贝壳的光泽。他的背后就是那条古船，已尘封许久了，形状怪异，在漫长的等待中，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他正在走向一条河，而河水依旧盲目地拍打着荒凉的河床。（完结）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