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深邃莫测的迷宫（一）：
富厚堂
文/陈启文
人初做事，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
——曾国藩
一
我毫不掩饰，我对这个人一直怀有莫名的恐惧。但我还是朝着那个方向走。
我不知道如何来称呼这个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光禄大夫，曾文正公；曾剃头，伪君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人类还能找到多少词语，来标识一个人的登峰造极或罪大恶极？是的，这个人就是曾国藩，一个你想绕也绕不过的名字，一个让你的心思立刻就会变得复杂起来的人。
岁月之风徐徐吹来。我正在走向那座毅勇侯第——富厚堂，当地百姓还是喜欢叫宰相府。我站住了。远远的，我就看见古树掩映下的一大片青灰色的晚清建筑群。
我曾经有过关于它的许多想象，但还是没想到它会如此浩大。这让人感到茫然，疑惑。这个人是以“勤于邦，俭于家”为第一修身原则的，关于他几近于吝啬的俭朴甚至在他的时代一度成为笑谈，最典型的是他三十岁时，做了一件青缎马褂，每遇节庆时才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做饭。但传说毕竟是传说，目眼见为实，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在戳穿此翁的虚伪。如果换了一个人，譬如说李鸿章，我肯定没有这样惊奇。这个曾口口声声称以耕读传家的曾国藩，他这个富厚堂，其规模之巨，耗时之长，斥资之多，岂是一般的耕读之家可比？
难道此翁真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我越看越感觉蹊跷，这里边可能暗藏着许多处心积虑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东西。
或许要从它开始动工时说起，那时曾国藩正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共同围剿捻军的军务，也就在这年秋天，他要家眷回籍“立家作业”，为自己的引退作准备。这样的安排是巧合还是刻意？几乎在他围剿捻军的血战中，鳌鱼山脚下，他的老弟曾国潢、曾国荃开始了富厚堂的营造。戎马倥偬中，曾国藩没忘叮嘱家乡的子弟，“屋宇不肖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完全是一副解甲归田的安排。一年后，富厚堂主楼竣工，曾国藩却因剿捻师久无功，被清廷改派李鸿章接任，看来曾国藩就要告老还乡了。奇怪的是，朝廷却末让曾国藩引退，只命其回南京继续当他的两江总督。更奇怪的是，曾国藩一日不退，这“毅勇侯第”也一直没停止建设，这一旷日持久的工程花了十年工夫，才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模，整个园林古地四万余平方米，仅建筑面积就近万平方米。而曾国藩一直到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死，也未回这里住过。
这也不免让后来的一些学者生疑，严格地说，富厚堂可以算曾国藩故居吗？
这是一个谜。这个谜不是曾国落藩到底在没在这里住过，而是一生俭朴的曾国藩，为何如此大兴土木？
尽管已有确凿的事实可证，曾国藩在得知修屋花钱七千串而为之骇叹，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然而这并不能令人释然，反而疑窦丛生。一座如此规模浩大的建筑，没有曾国藩本人的默许，子弟们敢这样干吗？而这十年，早有引退之意的曾国藩非但没有引退，官反而越来越大，权越来越重。我开始觉察，对富厚堂的营造，后世的看法未免都略嫌天真了。
而要理解他这番苦心，还得从头道来。曾国藩从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出来，二十七岁中进士，入翰林院，这个当时谁也不看好、形象还有几分猥琐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三十七岁便做到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累迁内阁学士。这在当时竞争激烈的京官中不可想象，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猜想曾国藩升迁的门径，都会发现此人极不简单，但也看不出他是个马屁精，这个早已习惯于沉默的人，偶尔还会在人堆里很爽直地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十年可算曾国藩早期的政治生涯。
而他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湖南，引起清廷极大恐慌，命当时因母丧在家丁忧的曾国藩急赴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在家乡招募农民为“湘勇”，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湘军。两年后湘军练成水陆师万余人，在曾国藩的故乡湘潭誓师出战，收复岳州，又攻陷武昌，奉诏署任湖北巡抚。但在巡抚的椅子上屁股还没坐热，却又被朝廷解去署任，只叫他以侍郎的虚衔领兵作战。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它无疑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信息，朝廷一开始就对这个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然而这并非多虑，前门刚撵走虎，后门又进了狼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对于清廷的猜疑，不管曾国藩心情如何，他所能做的就是一次次地向朝廷倾诉自己的忠诚。你发现这个人每于一件事都是处心积虑。除了这些明明白白的表忠心，暗地里他还把这样的忠心写在家书里和日记里，然而这些属于隐私的家书和日记又怎能让朝廷知晓呢？曾国藩当然有办法，他也并不急于让朝廷知道，只是为自己的未来又埋下了一个伏笔。他这一招被后来不少人都学到了，今天许多人写日记，写家书，其实都不是要倾诉自己的衷肠，也不是要给自己看或自家人看，而是让最该看到的人看到。这无疑是一种蓄谋。蓄谋并不难，蓄谋已久并且能够日复一日长久地坚持下来，就难了，也只有曾国藩这种极少的人能够做到。当然，朝廷也不会如此天真，要获得他们的信任，更难。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比谁都明白。几年后，当曾国藩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为了表明心迹，他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将原本属于隐私的家书刊印行世。曾国藩这么多年来对朝廷的忠心耿耿，终于让朝廷看到了。朝廷论功行赏，这一次对他没有吝啬，封他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这也是有清以来文人而封武候的第一人。至于那些日记和家书在里面取到了多少作用，我不愿在这方面推究得太深。我知道的是，他的家书和日记一一直到今天还在大量印行，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理想的道德读本。
但曾国藩心知肚明，这并不完全是对他的信任，更多的还是利用，一旦这种利用价值丧失，你的处境就变得相当危险了。还在他挥戈直逼天京时，正值咸丰帝大丧期间，五十一岁的曾国藩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可谓大不敬。这是曾国藩一生干的最愚蠢的事情之一，但不是唯一一件。你会发现这个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在关键时刻要不是干出一件最聪明的事，要不就要干出一件最不聪明的事，而每干一件蠢事，都是在他恩宠加身之时。而你要不钻进这个人灵魂深处，你永远无法理解他生的所作所为。曾国藩剿灭太平军时正当壮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疑是天下人臣皆想要抵达的最高境界。如果还想往上一步，那就不是人臣的想法了。曾国藩是否想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每每告诫自己，“才觉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这与理学里的“无欲”、“去人欲”有关，也有点类似我们后来的“狠斗私心一闪念”,而思想激烈斗争的结果是，惟有“各安共分而天下平矣”，他可能真的达到了“人于平旦不寐时，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谓智矣”的境界。但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却是谁都知道的。他已经具备了推翻一个王朝的实力，相反，已经大伤元气的清政权可谓千疮百孔。若是曾国藩振臂一呼，而且是由汉人来推翻一个外来政权，并不是找不到正统合法的名义和号召力。但他没有这样干。有人甚至认为他错过了天赐良机。而以曾国藩一生的行事来看，他也不是不敢冒这个险，是不想，他不想把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拖进下一场战争。他想做的不是天子，而是补天。
问题是，哪怕当这个天下的第二人，也已经相当危险了。“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也曾如此告诫自己，但他的第二个目的尚未达到，他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也给后世留下了种种不解之谜。古往今来，那个离最高权力最近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当那个位居天下第一的人已经把所有能够给予你的东西都给了你后，你可就得小心了，因为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再给就是他自己的位置。这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高风险的政治含义，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错误的信号。多少人只因功成而身未退最终酿成灭门惨祸。尤其是曾国藩。没有他，谁也不知道现在是大清国还是太平天国。曾国藩后来反思自己的一生，也认为当初自己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又在玩套路。这一点就像他后来那个忠实的崇拜者蒋中正先生，一次次地摆出引退的姿态，但从来没有真正想要引退过。说到底，这只是搞政治的一种策略。策略其实无所谓好坏，哪怕阴谋，其实也无所谓谓好坏，关键看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曾国藩想要达到的第一个目的是保全性命，他必须活着，对于他，剿灭太平天国只是他人生理想的一个起点，别的人可以功成身退，他的事业却刚刚开始，而生命，是他人生理想的唯一依托，如果连性命都不保还能奢谈什么别的目的。而在我们探悉他的这个目的之前，我们也正一步一步地接近某种真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为什么每隔不久就会干出一件蠢事？这其实就是他最聪明过人之处。你想，朝廷最害怕的是什么？是你的完美，你的德高望重，然后便是功高震主。朝廷希望你有点什么毛病作为把柄被它捏在手上，可以随时拿捏你。而曾国藩实在没什么把柄，曾国藩必须给朝廷制造一点把柄。如此，你也就明白了曾国藩建这座府邸的处心积虑，他如此大兴土木，仿佛已经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就要开始过那种穷奢极欲的王侯生活了，还故意搞成似是而非欲盖弥能的样子。表明上一看，这太不符合他的性格，实际上这才是最符合他的性格。
应该说，这个人已经号准了千古帝宫的脉搏，他是故意露出疼脚来让你捏，他捏住了你，他就放心了，你也安心了。可见，这富厚堂本身就是智慧的一种高度体现，它让朝廷完全打消了对曾国藩的警惕和疑虑，你都准备回家养老了，还提防你干什么？而你要敢调皮，随时都可以以收拾你，这偌大的富厚堂，就是明摆着白的罪证。不妨在此假设一下，如果曾国藩没有在这里大肆营建府邸，如果他续扮演一个清正廉明德高望重的形象，等待他的可能是许多功臣的悲惨命运。我甚至怀疑，包括他的剿捻失败，可能都是有意为之，太平天国那么强大，他都剿灭了，那些个捻寇算什么？可他就是打败了。这是结果，不是假设，但打了败仗之后他不但未受到任何严办，又回到南京继续去当他的总督，而且，就在富厚堂长达十年的建造过程中，他由两江总督而直隶总督，离权力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第二个目的也越来越近。
应该说，他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他是病死的，而且是在总督的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么，他的第二个目的又是什么呢？（未完待续）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