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深邃莫测的迷宫（三）：
毅勇侯第
文/陈启文
三
凝视着这个人，一百多年了，还是那样严肃冷峻，一副永远的决绝姿态。他照这张照片时，还只有五十出头，但额头上已深刻着岁月的烙印。我看见了那张僵硬的脸。他几乎僵硬了一辈子。那眼睛里的一层阴翳，也被整笼罩了他一生。无边的旷野。他的背影，苍老，孤独。他一生都在向着某个方向走，直至被无边的荒芜深埋。
我的手颤抖起来。我嗅到了什么。这个人身上的血腥味太浓烈。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有时是很可怕的。这个人把任何一件事都要干到彻底、极端为止，包括杀人。他的冷血，他嗜血的欲望，无论是对太平军的屠杀，还是办理天津教案对老百姓的镇压，都让我感到恐怖。在他看来，对于社稷，君国和天下，人算得了什么？他杀人是真的不眨眼的，三角眼眯缝着，一动不动，冷冷的，似看非看的样子。砍头就跟截萝卜似的。落到地上的是人头，流淌成河的是血水。他全无一点对生命的珍惜与敬畏，直把人间变成了屠场。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所有生命的敌人。他那出奇的冷静让我颤栗。他全无信仰，无所敬畏。他不信鬼神，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以为“信算命，信风水，皆妄念所致。读书明理，人以天命自安，便不信也。”他干什么事，都有一种“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的豁达。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天命意识，可能源自周教颐的理学。“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一切皆由命中注定。这又是很消极的一种性命观。包括这些正在被他屠杀的人。他就是他们的一命，他主宰着他们的命。只在此时，我才觉得，也许我们真不该赶走那些传教士，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地方，进行一次祈祷，一场弥撒，在安魂曲中进行一次与宽恕有关的忏悔。
反思近年来的曾国藩热，它最先是从官场上热起来的。若从学理而言，曾国藩也许算个政治家，但绝不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关注的不是内在的东西，而是要让每个人去遵守和皈依那种万世一系的外部统治。他的学说甚至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儒学和理学，只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这也属于儒家学说，但却是最低层次的学问。它只触及了生存外部的诸种表象，没有经历内觉体验——最切近生命的体验过程，没有发挥出也不可能发挥出真正的思想活力，对于生命本身缺少足够的张力。然而这些东西都来自一个人训练有素的经验，以曾国藩的这些学问，无疑缺少更高意义上的言说。我怀疑，他不是达不到，我复至觉得，他是在故意掩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世事洞明如曾国藩者不但古今罕见，也天下罕见，或许他心里藏了许多神秘而高深的东西，但他说出来的道理都是简单的。这种学理上的致命缺陷，可能恰恰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它的成功在于它对烦琐的高度简化，而构成他人生信条的正是这些古人们言简意赅的格言和警策，这也就是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而且已经被他以世俗的辉煌成功证明了。最了不起的学问，永远都是人人皆可明白的学问。
天空低垂。此时“毅勇侯第”的屋脊梁上已布满灰色的云幔。我已不知不觉穿越了一个多世纪，那些铺地的青砖道，似乎很久没有人走过了，有草棵从缝隙里弯弯曲曲地钻出来,老树根下，还有一些刚冒出的小蘑菇。这一切既让你感觉还有几分生机,又让你觉得，人的生命其实不如草芥。枯草尚有返青的时候，人一走就永远走了。我也该走了。离去时，几棵我不认得的古树，被暮色衬得更深了一些。转过身，那一片青灰灰的建筑，慢慢隐入树丛。我听见了狗吠声，蝉鸣声，从遇远处传来，落到很深的树林里。尔后，转向虚无.....（完结）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