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源当铺
文/陈启文
现在我总是不合时宜地去拜访些不合时宜的地方，譬如说湘潭古城里的这一家老当铺。穿过城市，一掠而过的繁华与喧嚣，由街角弯过去，便是窄窄一条巷子。拐进这条巷子，就像拐进了岁月的一条岔路。向更深处走，一直走，然后就能看见——义源当铺。一个义字，竟让我的目光停顿了片刻，审视，怀疑，偏离。而与它相连的这一条古老的巷子，也叫义巷。义源，义巷，......侠义，起义，就义，我的思维开始变得有些混乱。但那时显然还很少有人知道，湘潭城里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她将与我想到的这些语词紧密相连，我不知道这是某种预兆，还是巧合。如此的巧合，与一个旧时女子的命运惊人的巧合。而在我想象中，她不该与这样的字眼有关，她该是个云鬓散乱的慵懒的旧时女子，浑身散发出媚烈的香气，裙裾上，有着数朵精绣的彩云。也许她一开始更接近一个仕女或淑女的形象。
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踏青记》）
最初，就是从这首诗中我察觉到了她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很浓的女人味，有点像李清照，洋溢着属于小女人莫名的哀怨与忧愁。那时，应该说，这位原籍浙江绍兴、生于福建厦门的闺秀，实在还称不上奇女子，现在的湘潭义巷人一提起她，还是喜欢叫她玉姑，或玉姑娘。湘潭人喜欢这么叫一个女人，叫得好亲昵。虽然，现在已找不到一个活着见过玉姑娘的人，但满巷子里从未见过她的人，说到她就像说本家的一位普通的婶娘。湘潭人从没把她当外人，她嫁到了湘潭，她就是湘潭人，喝的是湘江水。然而，这位很小就随父来到湘潭湘乡的玉姑娘似乎从未找到一个作为主人的感觉。她是个美女，也是个才女，旧时女子的本事，她应有尽有，而她满腹的诗书，得益于母亲单氏的教诲，但她一点也不像母亲，她的母亲，既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母亲，也是一个三从四德的母亲。而她父亲虽一世为官，却是个很小的官，他把女儿嫁给当地富绅王廷钧，也是通过那个时代很正统的媒妁之言，也可以说是一桩门当户对的甚至略有些高攀的婚姻。而且，她嫁过来时已经是很懂事的年岁，似乎也没有闹出反抗与挣扎的激烈故事。然后，就是在这间当铺里，她在这里度过了八个春秋，从少女到新娘，从新娘到媳妇，主妇，和丈夫生了一儿一女。照理，她原本是该很幸福很快乐的。我觉得事情有点怪。她又到底是对什么不满呢？
我看见了一堵墙。这是深入其中后才发现的，其实，它一直就竖在那里。就在这堵墙的两边，一边是她的丈夫，做着典当的高利润生意，一边是她，怀抱七弦琴。还有，我看见了她用过的银盆，想象着那在水中徘徊的柔弱而纤细的指尖，和指尖挑起寂寞的水花，我慢慢感觉到了什么，她或许，是在渴望探触另一种生命的温度。可以这样设想，每天，当丈夫在清晨在财神爷面前燃起香烛，她也已虔诚地清心净手，就在墙壁另一侧传来的银钱与铜锭的数落声中，这一边却有无数的音符，开始在她的诗里纷飞。
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咏琴》）
应该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外表看上去很平静内心里浪漫如诗又热情似火的女子，和一个每日里盘算来盘算去的当铺老板，好生意哦。或许从一开始，就被一堵墙这样隔着。双方都生活在内心的冲突和隔绝之中，甚至，绝望之中。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谢道韫》）
你才会直实地觉得她内心里的清高，甚至是骄傲的。她无疑也具有谢道韫的才情，嫁的人却不是鲍参军，而是王郎——王凝之。这里面有丰富的潜台词。谢道韫，东晋女诗人。她虽出身名门，又嫁入名门，但这个王凝之却浑浑噩噩。“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据说这是发自谢道韫的哀叹，大意是说想不到天地之间，还有王凝之这样的人。而从她的传世名篇《泰山吟》看，却是充满“大笔挥洒，气度非凡，不让须眉”的阳刚之气的。秋瑾以大义凛然的谢道韫自拟，她由父亲做主嫁给湘潭的王廷钧（1879—1909），又名王昭兰，字子芳，号纯馨。比秋瑾小三岁，有说他“状似妇人女子”，秋瑾女侠在给自己大哥的信中写过：“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威，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我以为这应该是事实，也难免触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发出“不意天壤之中，竟有王郎”的感叹。而此王郎非彼王郎。秋瑾自己曾在信中说过：“瑾生不逢时，性难谐俗，身无傲骨，而苦乏媚容，于时世而行古道，处冷地而举热肠，必知音之难遇，更同调而无人。”其实鲍参军——鲍照与谢道韫并非同时代人。秋瑾这样写，蕴藏于诗中的，无疑别有一种恨憾与虚拟的寄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秋瑾也是多少旷世才女所神往的。
这八年里她写了这许多诗，而她的诗那时所抒发的基本上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嫁给了一个俗人的无奈。而哪有乡绅不俗的，哪有商人尤其是开当铺的商人不俗的？我想她也不一定是后悔嫁给了开当铺的王乡绅，换了一个开绸缎铺李乡绅她肯定也会不满，她不满的其实是一种平庸的缺少激情的生活。她一开始试图反抗的也是这种俗。但她的诗里却极少有易安居士的那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因为，她还有一扇门。
那是这当铺里的一扇后门，陈旧的木板门，一推，吱嘎吱嘎地响。但可以一直通到湘江。那时，她肯定经常从这扇门里溜出去，去河边弹琴，舞剑，练武。她以谢道韫自比，而这，就是她所能追求的一种尽可能不俗的生活。是的，那八年她就是这样度过的，一边哺育儿女，一边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我的浮想里，远看，那是一个立于潮头的女人，身体的一侧被晨曦所映射，雪白的剑光变幻闪烁，自有一股飒爽女子的英气。而真实的历史是，就在这几年里，她学会了湘潭特有的巫家拳。那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拳法，既有少林拳术的攻防，又有武当内家拳功夫，势势相连，环环相扣，与人交手不离七孔，其精髓是“以勇为先，不避生死；乘空而进，见隙必攻”。而它对一个女人的精神影响有多大，或许要等到她走完自己必然而短暂的一生才知道。
八年之后，她上路了，但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她的丈夫一起。我想，她聪明的丈夫对她的不满肯定也早已察觉到了，他可能也想要换一种活法，于是这位王乡绅通过父亲与曾国藩的姻亲关系，捐了个户部主事的京官。但事实上，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出走，对于一个即将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女人，这就像某个必不可少的前奏。是的，他们很快又回来了。那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那一年，也是第二次火烧圆明园的那一年。第一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到处烧杀抢掠、野蛮洗劫，圆明园内寺庙建筑也大多被毁于火。但由于圆明园的面积太大，而且水域辽阔，一些建筑得以幸免于难。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再次放火烧圆明园，使这里得以保存的十三处辉煌的皇家宫殿建筑又遭掠夺焚劫。
那一年，也是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一年。秋瑾很快随丈夫退回来了,他们回来是为避战祸，她的丈夫可能吓坏了，这次回来，他们没有回到湘潭义巷的义源当铺，而是回到湘乡荷叶塘。而清廷也吓坏了，以签订《辛丑条约》求得了一时的苟且偷安。国与家，此时的命运是如此高度的重合。荷叶塘，这不但是秋瑾的婆家，也是曾国藩的老家。秋瑾在此似乎异常平静地度过了三年，然后，随丈夫王廷钧第二次赴京。
没有人知道，在荷叶塘的这三年里，秋瑾的内心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幽燕烽火几时休，闻道中洋战未收，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杞人忧》）
这女人怎么么了？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个自怨自艾的玉姑，那个早已习惯于在杨柳风前、海棠月下独自倾诉的玉姑，就像从一首诗中蓦地惊醒了。她好像打通了全身的经脉，突然抵达了一种更高境界的悲哀。她哀中国男儿之弱，又怨自己生为女儿身。或许，这种原本不应该属于女人的悲哀，越到乱世却越能被女人察觉。九百多年前的花蕊夫人就因此而悲哀过，“君王城上竖降旗，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九百年后，秋瑾几乎是在逼着天下的男人质问：“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满江红》）。
而最应该受到质问的其实就是她的丈夫，那个在北京捐了个户部主事之后的王廷钧，在国难当头的苟安中，第一个想到的竟是纳妾。
全屋无人见泪痕，坠欢如梦黯销魂。秋风一夕捐纨扇，雪落人间弃妇恩。（《古意》）
这是秋瑾在负气出走前后写下的。作为女人，哪怕仅仅从女性的本能我们也能理解她内心的痛苦。但我们更应该找到一种更真实地理解秋瑾的方式，譬如说她后来为什么总要以夸张的男性化生活姿态向男权社会挑战，她为什么要时时反抗命运加给自己的性别身份？她恨苍天“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她宣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有人因此而指责她没有女人味，这是对秋瑾的侮辱，也是极大的误解。作为女人，不是没有女人的小小心愿、多愁善感、迷茫和梦想，不是不想做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子，不是没想过，有伟岸的男人，顶天立地的大丈未来呵护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自己，然而她突然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最残忍的真相，当八国联军打到大清国的京城，就在皇城根下奸污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和姊妹时，中国的男人仿佛已经死绝了，他们逃走了，逃进了妓院，乡下，鸦片馆。他们除了狎妓，纳妾，吸鸦片，再就是填点花笺小词，散曲，兀自摇头晃脑、尖声尖气地吟唱。如此瘦弱不堪的男人，你甚至觉得，他们已没有经得起拷问的骨头。古老而漆黑的中国，唯一还像鬼火一样闪烁着的，仿佛只有鸦片灯的一点微弱的光亮了。在这样一个缺少血性男儿的时代，一个缺少丈夫和真男人的民族，她，一个女人，只能含着血泪嘶声疾呼，“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那原本属于女人的红笺小字，一到她的笔下，就会演变成强有力的动词，而且多带爆破音。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民族的大悲哀，当一个女人想要变成男人，是因为一个民族已经有太多的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了。
而在她丈夫眼里，这个女人简直被鬼魂附身了，是疯了。他打她，她决不回首。这些男人，除了在女人身上制造些新的旧的伤痕，还能给女人带来什么？她心里，可怜他，可怜这样的男人。为了阻止她去东瀛，他首先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可她早已不打算再靠这个男人了，为了筹备旅日川资，她变卖了所剩陪嫁的首饰。他只能眼看着她越走越远，但那时，他还根本不可能想到，他的这个堂客，这个湖南媳妇，这一走，会走得离他那间义源当铺那样遥远，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走得那么远的女人。他更是做梦也想不到，她竟会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鉴湖女侠。
她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从湖南媳妇到鉴湖女侠，是一个难以理喻的神话。而她的侠名真正传开还是在日本，在湖南新化人陈天华蹈海自杀的追悼会上。那天，最慷慨激昂的演说，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声音。而说到激动处，她随手从靴筒里抽出了一把随身带着的倭刀，忽地一下插在桌上，“如有人回国后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就吃我一刀！”这已不是湖南媳妇玉姑的声音，而是秋瑾的声音，鉴湖女侠的声音。除此之外，一片沉默，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仿佛都被这把刀深深地扎痛。
这之后，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都知道了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女人，鉴湖女侠。
在湘潭义源当铺里，我看到了秋瑾在东京的留影，背景是她的《宝剑歌》：
炎帝世系伤中绝，苦芒国恨何时雪？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
我不知道这照片是她当时带回来的，还是后来被人挂在这里展览的，布满了褪色的阴影。我放慢了脚步，长久地凝视那原本不属于女人的服饰，利器，表情。那样的一个女人，一个身影，如此虚无，又如此真切，如此邈远，又近在眼前。然而，她其实还有另一面面。那次，她自日归国后，曾返回湘潭小住，这也是她最后次以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回来。她回来了，回到了儿子和女儿的身边，但她已回不到从前。她让两个孩子长久地依偎在自己的怀抱里，长久的不语。而两个孩子，看她的目光是那样陌生。作为母亲，她一定有许多话藏在心里，她知道，她已经亏欠儿女太多。
然后，她走了。像往常一样，她是从后门走的。这条路她还是那么熟悉，从那里穿过一条枯瘦的青石巷，可以抄近路到湘江边上，那里，有一条船等着她。一路上，依旧是长久的不语。或许她已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
不久，她回到了故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教务，暗地以此为据点，联络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党人，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准备策动两省同时起义。但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俘就义，事机暴露，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据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记述：杭兵已来，围堵大通学校前门，有学生劝瑾向后门乘船渡河走者，瑾不应，仅令诸学生及办事人先走。这种种资料都显示，和谭嗣同一样，秋瑾本可以不被逮捕，但秋瑾做出了和谭嗣同一样的选择。如果说“以勇为先，不避生死”是巫家拳在与人较量时的精神要义，那么秋瑾面对清兵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而决定牺牲自己的“束手就擒”无疑是一种大勇。
秋瑾遇难那日，六月初六，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在黎明涌动的最深的夜色里，隐约传来五更的打更声，夹杂着黑暗的呵斥声。一个女子被行刑队押解着，拖着沉重的镣铐和铁链神态自若走过绍兴的石板街，而她的故乡变成了祭坛。此时，可能有无数胆小的市井小民，正在黑暗的窗洞里偷窥。一个不能让人睁开了眼看的世界，偷窥也许是最好的方式。谁都想看清楚，那一个神秘的革命党，是否是传说中的那种只露出两个眼睛的蒙面黑衣人。但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女人，很普通的女人。或许还有些好奇的半大孩子，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女人就是他们的老师。
她在走，一直不停地走。她的全部生命，从女性最初的自觉，到自强；从女人的无奈，无助，到无私，无我，一路走过来，有多么遥远和艰辛。现在，她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遥远处，已有另一个世界的光，隐约闪烁。
而大清帝国处死一个女人的方式，并没有多少新意，还是一个民族最古老的刑罚。
她留给人间的最后的供词只有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样的诗，无疑，属于女人。
秋瑾就义后，灵柩曾一度停厝湘潭昭山，先后八迁，后又在她的娘家浙省和她的婆家湘省之间反复辗转，先后八迁，最终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西南麓西泠桥东。而她在湘江边上曾经生活过的唯一证据，就是这间义源当铺。它原本很大，其主体部分在解放后被湘潭市开关厂做了厂房和职工住房，现作为文物保护下来的房子，其实是义源当铺原来的配房。似乎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那不顾一切地扑在墙上的，是一层一层厚厚的岁月的灰尘。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改变了，或被现实生活掩盖了，这一间当铺，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像一个老得掉牙齿的传说，一个久已湮没的神话。
我来过，又离去。我还得顺着一条河继续北行。也有人在这河边上舞剑，打太极拳，三两个，四五个，懒洋洋的，动作很轻，很慢。岁月无尽，人间早已换了主角。这里早已没有我想看见的那一个身影。水草深处，一只拍打着翅膀的蝴蝶，恍惚是从前世飞来。
——收录于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