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试读 | 作者并非唯一的源头(上)


 编者按 
对于是老师而言,“译者”和“作者”这两重身份早已不分先后。在她看来,写作也是一种翻译,“把现实翻译成思考,把思考翻译成诗意,把想象翻译成故事”。在本期访谈中,于是老师将与读者分享这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体悟,以及她在创作上的经验与心得。

于是x《萌芽》
于是
上海作协会员,作家,文学译者。著有《查无此人》《你我好时光》《慌城孤读》等小说、散文集,译有《云游》《证言》《时间之间》《美与暴烈》等数十部文学作品。
《萌芽》:最初,你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译者?对“译者”的工作、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呢?
于是:在我尝试当译者之前,“译者”早已是我阅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虽然在中学时代我还不至于能够比较不同的译本,但对雨果、泰戈尔、大仲马、伍尔夫、勃朗特、歌德等名家作品的阅读都已让我习惯了“作者”“译者”“读者”的必然组合——用无数次的接棒,完成无数次的解读,“三位一体”,催生更多创作和解读。
但年轻时我对“作者到译者”的理解是单向的、片面的。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作者并非唯一的源头。又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译者和读者也可以成为源头,足以萌生新的作者,乃至新的译者和读者。这三者并非线性延伸的关系,而是螺旋式的。如果没有对希腊语经典的翻译,20世纪德国人文著作就会少些风骨;如果没有玄奘和鸠摩罗什对印度佛经的翻译,汉语就会失去很多奥妙又美妙的词句;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前后对新文化的译介,现代汉语就根本不足以承载现代化。
“选择成为译者”是在翻译了几本书后才真正发生的。前几本必然有新手实验、操练的性质,所以我没有给自己选择太厉害的书,觉得自己不配,只想试试——能在两种语言间行进,在文字世界里演练不同角色所带来的自娱自乐、自我审视恐怕是我最初的动力。大学时代我上过翻译课程,也有外教批改过我们的翻译作业,对这项工作的基本面貌是了解的,但进入实际的出版流程后,我会发现这和写作业完全不同——任何行业、任何工作其实都是这样的。幸好,前几本小书的翻译出版过程有的极顺畅,有的极不堪,合成为很有效的训练,让我在几年里明白了“译者”的工作意味着自律、自省、自学,也体会到译者——相比作者和读者而言——担负着更多责任,又能狡猾地逃脱很多责任。
…………
《萌芽》:你翻译过珍妮特·温特森、威廉·特雷弗、保罗·奥斯特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翻译过斯蒂芬·金的类型小说,最近在翻译《后翼弃兵》,甚至还会翻译一些社科类作品。对不同类型的作品,你如何去把握呢?
于是:我之所以会成为“杂食类译者”,是因为本身就是杂食类读者。人在不同年龄,不同心情或不同的工作、家庭生活阶段必定需要不同的读物。我翻译不同类型的小说,是因为我对不同作家的写法感兴趣,有时因为熟悉而乐于翻译,有时因为陌生而尝试靠翻译去了解,渐渐发现彼此是同道中人,就会乐于翻译更多。所以,随着摸索和实践过程越来越长,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喜欢翻译的对象越来越少了,但能够翻译的作品却越来越多了。
我必须听到作者的声音,以及作者让人物发出的声音,也要去幻想他们在什么背景、什么状态下说出那些话,做出那些动作。翻译的时候,就像在脑海里放电影,查证好了物事细节,就可以安排人物走位、台词,灯光、音效,BGM什么的都可以有,甚至可以加几条弹幕——试想一下不同的读者看到这里会有怎样的反应。总之,就是追求灵的附身。译者常常处于隐身状态,译者的想象力更没人去想象了,但这其实是译者解读原作时的必要能力。哪怕没有情节和对白,只有场景和思考,这样的排演也是必需的,这是比快速阅读更讲究、更偏执的一种精读方式。如果说我用翻译的方式去阅读,可能听起来有点奢侈,也很自虐,但恐怕这就是事实。
社科类作品的语境很丰富,我倾向于选择时下的课题,因为更容易想象出作者论述时的神态、手势,才能选用更合适的词汇。社科类翻译要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新词汇、新思想的转达,比如严复选择“天演”而非“进化”是有其道理的,选择本身就是一次迂回深刻的思想过程,哪怕最终它没有被时代接纳。翻译是一种参与时代文化进程的活动,译者应该及时、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态度,所以,不能拖稿!
…………
《萌芽》:多年来从事翻译工作会对你自己的语言习惯产生什么影响呢?比如你曾翻译过珍妮特·温特森的《时间之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温特森以流畅简洁的文风与对于小人物心理细节的把握而闻名,这两点在你的个人写作中似乎也有所体现。
于是:我最早的文字就有所谓的翻译腔,这和从小看外国作品是很有关系的。没想到在成为翻译后,我反而变得更关注中文的精准了。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之一。早年当汉语老师的时候,为了教外国人理解中文语法,自己要把熟悉到根本不会过脑子的一些词语加以区分、解释,翻译对我的影响也是如此:遣词造句的时候会有飞速闪过的认证过程,对语词的取舍、语法的构成、风格化的断句等都会自觉地判定。温特森的短句有爆发力,她不用晦涩的词,但总能搭配出绝妙的比喻,带来阅读和联想的快感,也许在翻译了几本之后,她的作品会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一定的同化效应,但我欢迎这种感觉。
我也翻译过一些作品,它们让我觉得自己的语感受到了危害,因为作者的文风很强势,译者逃脱不了。我就会选择停止,有意识地回归到自己的书写风格里去。
(未完待续)
本文为节选,刊于《萌芽》2021年8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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